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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权专制绞杀士人精神(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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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1-29 14:44:35 来源：深圳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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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所以尽管有耐性，尽管到处碰机会，与闻政事的机会还是不多。即使碰着了如果不把政统屈服，还是没有把握把王道推行下去的。孔子自己还是“优哉游哉，维以卒岁”的离开了鲁国。
最后，“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孔子也要远离政坛，不和权贵们玩了。儒家宗主孔子的仕途都如此失意，如此坎坷，他那些后世继承者们的遭遇便可想而知了。其实，孔子本人曲曲折折的出仕从政经历，就已经证明了儒家那套“道统”是难以制约权力的，也是在官场中难以实行的。中国的官场，从它开始形成时起，就不欢迎“正人君子”。
3公孙弘欺下媚上的
“做官”、“事上”之道
继孔子四处碰壁之后，董仲舒又想出了“奉天以制皇权”的办法，想拿老天爷吓唬皇上：
国家将有失道之伤败，乃天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就董仲舒这种天人感应的“灾异论“，费孝通先生评价说：“于是在汉之后，每一次皇权的动摇，农民暴动都得借符瑞来取信于民……灾异论成了改统的根据，但没有改变皇权的性质。”
与董仲舒处于同一时代的还有另一位重要的儒者——公孙弘。按照儒家的传统，士人理所当然地具有维持道统的责任，不能投机。但是曾做过狱吏，又以卒伍身份致显朝廷，封为列侯，做到宰相的公孙弘却不这么看。他看到的是出卖道统，屈服于皇权的投机利益。公孙弘这种曲学阿世，欺下媚上的“做官”、“事上”之道，《汉书·公孙弘传》写得十分逼真。
关于欺下，他主张像驯服禽兽那样去统治人民：
夫虎豹马牛禽兽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驯服习之，至可牵持驾服，唯人之从。臣闻揉曲木者不累日，销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于利害好恶，岂比禽兽木石之类哉？期年而变……
关于媚上，他又是这样做的：
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使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庭争。
弘奏事，有所不可，不肯庭辩。
尝与公卿约议，至上前，皆背其约以顺上旨。
时上方兴功业，娄(屡)举贤良。弘自见为举首，起徒步，数年至宰相封侯，于是起客馆，开东阁以延贤人，与参谋议。弘身食一肉，脱粟饭，故人宾客仰衣食，奉(俸)禄皆以给之，家无所余。然其性意忌，外宽内深。诸常(尝)与弘有隙，无近远，虽阳(佯)与善，后竟报其过。杀主父偃，徙董仲舒胶西，皆弘力也。
费孝通先生认为公孙弘首开“不讲原则，揣摩上意，不守信用，出卖朋友，沽名钓誉，阴结私党”的官僚风气。而“从公孙弘所开创的官僚路线上，孔子所维持的道统，已不复成为王道天下的规范而成了歌功颂德支持皇权的饰词了。”
儒家的“道”，既不是宗教，也不是法律，它上不能制约皇权，下不能惩治官僚，在与现实权力的持续冲突中，其原始精神必然会不断流失。因此，从慷慨高歌维护道义的勇士，到与虎谋皮宣扬王道的“帝王师”，再到屈服于皇权的帮闲和帮凶，便成了中国士人早就注定的命运。随着皇权专制的不断加强，士人贵族精神的不断沦落，趋炎附势更是逐渐成为他们这个精英群体的主流取向。从此，士人与权贵的关系也就真的成了毛与皮的关系，他们只是附在“皮”上的那层“毛”。而“孔家店”成为愚民专制思想的大本营，“卫道士”或“伪道学”成为虚伪矫饰之徒的代名词则反映了历史的吊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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