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历史犹如写戏。第一幕的场景重点在欧亚大陆的西方。蒙元世纪里，西方旅行家前往中国的旅行，诱发了西方文明自身的一场革命，成为西方向世界、向中国扩张的起点。没有马可·波罗那一代人对中国的渴望与去中国的旅行，就没有哥伦布、达·伽玛发现新大陆新航路。马可·波罗时代的大旅行，是地理大发现的直接动机与灵感，现代文明与全球文明的起点。那是一个西方人“走向世界”的时代，重要的课题是“中国”在西方。马可·波罗之后，六百年过去。中西之间经历了交流与冲突、兴盛与衰落，历史场景的焦点也从外洋移到中国海岸，冲突也从贸易领域转向军事领域，大英帝国成为世界的“中央帝国”，而中华帝国已经衰落到停滞与野蛮的边缘。第四幕的焦点场景，转移到中国内陆，两次鸦片战争，不仅使“洋药”（鸦片）泛滥中国，摧毁国家经济国人躯体；而且使“洋教”（基督教）深入内陆，侵蚀礼教动摇人心。外侮欺凌日甚，中华智力俱穷，失败与悲愤之间，该是中国走向世界、变革自身的时代了。第四幕的重要课题，变成“西方”在中国，与第一幕对比，恰好颠倒过来。曾经启动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中国，六百年后以归属与反抗的方式再次加入西方主导的世界现代化进程。

中西关系四幕，冲突在第四幕达到高潮，时间是1850年以后，地点是中国内部，两次鸦片战争使中西关系陷入一种难以弥和的冲突中。这种冲突，在西方的现代性叙事中，被表述为文明的启蒙，尽管他们也经常不避讳或不自觉地流露出野蛮的倾向。第一次鸦片战争成为维护公民权与贸易自由的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用巴麦尊首相的话说，是因为“再次打击中国已势在必行……像中国，葡萄牙与西班牙属美洲这类半野蛮的政府，10年8年，就要整治一下。他们那些浅薄的头脑记不住这些教训。而且，对于他们来说，警告是没有的。他们根本不在乎你说什么，只有棍子打在他们肩膀上，他们才会屈服。”[28]额尔金勋爵出任远征军司令开赴中国。他说他要尽量表现得“残暴野蛮”（uncontrolly fierce Barbarian），因为“除非让他们感到害怕，否则愚蠢的中国人是不会屈服的”[29]。他下令烧毁圆明园！这就是西方促使东方觉醒与进步的意义与方式！《悲惨世界》的作者，法国大文学家雨果得知焚烧圆明园暴行后写道：“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在我们眼中，中国人是野蛮人，可是你看文明人对野蛮人干了些什么！”[30]

鸦片战争在中国看来，无论如何都是野蛮入侵。用战争的方式将毒品贸易强加给其他国家，不可能有任何正义或高尚的意义。西方人在社会进化论与殖民主义观念尺度上将中国当作野蛮国家，而中国，不管从传统的夷夏之辨还是现代的文明与野蛮对立的观念上，都难以将入侵的西方当作文明之邦。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是1885年在边境沿海进行的中法战争，法国人瞬间击毁了马尾港所有的中国船只（11艘兵船19艘商船）和整个马尾造船厂，战争轻松得像是一场游戏。然后是终日甲午海战，中法战争摧毁了中国的部分海军，中日海战摧毁了中国的全部海军。洋务运动在军事上的成就完全葬送了。西方是一个文化概念，日本虽地处极东，由于接受了西方文明，开始帝国主义扩张，于是也变成“西方”。中国与西方冲突的历史，变成西方不断扩张凯旋的历史，中国不断退守失败的历史。中国抵御不住西方的入侵，只能对西方开放，尽管这种开放还有另一种意义，就是对西方主导的现代文明开放。最后的失败与最后的开放，都在八国联军入侵中。丁韪良在《北京之困》描写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时感慨：“这座高傲的城市，东方巴比伦，如今威风扫地了。城门楼化为灰烬，有他们自己人烧的，也有被联军烧毁的；联军还推毁了北京的一些公共建筑，但狂暴的义和团在北京四处的破坏更多。这座帝都至少需要50年，才能恢复其往日的辉煌。”[31]

在世界历史中随着西方扩张展示的西方现代性，有两个侧面，一个是启蒙主义，一个是殖民主义。丁韪良用启蒙主义的正义话语表述殖民主义的侵略行径，让人感到历史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反讽。丁韪良感到振奋的启蒙主义主题的五幕剧，在中国人的经验中，也有启蒙主义与殖民主义的两个侧面，只是不论哪个侧面，都让中国感到屈辱、沉痛、愤慨甚至仇恨。

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被中国表述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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