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历史的这两种叙事，在非此即彼的所谓的历史是非尺度下，经常是互不相容的。它们的直接根据，往往不是历史事实，而是现实价值。意识形态困境与历史困境是密切相关的。中西关系、内政格局的细微变化，都会影响到历史叙事，而中国的现代化历史始终处于一种二难困境中，要现代化就必须接受西方的启蒙主义的一面，否则现代化就无法完成，同时，要现代化就必须反对西方的殖民主义的一面，否则现代化就失去了民族-国家主体。

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中国现代化的核心或根据，因为现代化的意义就在于民族救亡图强。民族主义思潮源于近代欧洲，最初作为一种反对宗教权力、建设世俗国家、维护君主权力的政治思潮出现，提出“一个君主、一种信仰、一部法典”。到文艺复兴后期启蒙运动时期，西方的民族主义具有了新的现代性内容，主张民族结成国家、制定法律，君主负责实施法律、维护国家，公民必须忠诚于国家、对国家有义务。于是，民族主义的口号又成为“民族、法律、君主”。19世纪西方民族主义伴随着西方殖民扩张向世界传播，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与人民也接受了民族主义思想，但已与西方的民族主义有很大的不同，带有明显的反抗西方的殖民扩张、争取民族自决自强与国家独立主权的色彩，并与民族现代化运动联系起来。[32]传统中国并没有民族主义观念，只有王朝或天下观念。钱穆先生曾说：“中国人常把民族观念消融在人类观念里，也常把国家观念消融在天下或世界的观念里，他们只把民族和国家当作一个文化机体，并不存有狭义的民族观与狭义的国家观，民族与国家都只是为文化而存在。”[33]19世纪中国在西方列强连续不断的入侵中“觉醒”，觉醒到西方现代的民族主义思潮，走上现代化的道路，所谓现代化，就是实现本民族的现代化，民族主义是目的，而现代化则成为实现民族独立自强的途径。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既是中国的民族主义的来源，又是中国民族主义排斥的对象。在西方现代扩张中遭遇的中西文明，交流常常是以冲突形式进行的。在中国面前，西方现代民族主义表现出天使与魔鬼两个侧面，天使的一面是高扬科学与进步、民主与自由的启蒙主义，魔鬼的一面是鸦片与炮舰推行的殖民主义。在西方现代民族主义两个不同侧面的冲击下，中国觉醒的民族主义也表现出两种相互冲突的侧面，一面是开放的启蒙主义，一面是野蛮的排外主义或反西方主义。开放的启蒙主义容易只看到西方现代民族主义天使的一面，只看到启蒙主义没看到殖民主义。野蛮的排外主义则只看到西方现代民族主义魔鬼的一面，只看到殖民主义没看到启蒙主义。

启蒙主义容易使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丧失主体，西方启蒙的中国彻底“西化”，中国现代化的结局是现代化的中国，但现代化的中国不再是“中国”；蒙昧主义的排外使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丧失过程，非理性的野蛮的排外主义或反西方主义，会使中国继续沉沦在专制与停滞的传统社会中，未能现代化的中国最终也难以保全其国。何去何从，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在艰难的选择与痛苦的摇摆中。

“历史上没有哪一年能像1900年对于中国那样具有分水岭般的决定性意义。”这种决定性的意义，至少有三点是可以确定的：

一，它标志着中西关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不论对七个多世纪的中西关系，还是对中国现代化历史，都是一个转折点，西方对中国的扩张达到凯旋的高峰，同时，中国民间的抵抗力量形成了，走上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艰难历程。

二，它揭示了中西交流与冲突的复杂格局，两极、三角、四边，不断变换。中国现代化运动的选择与成败，往往与这种紧张危险的格局相关，20世纪整整一个世纪的中国国民革命，都没有走出这三种危局。

三，它表现出中华民族救亡图强的现代化运动的某种文化困境。西方扩张有启蒙主义与殖民主义两个侧面，而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也有接受启蒙主义与反抗殖民主义两个侧面，西化主义与排外主义是两个危险的极端。

义和团暴动与八国联军暴侵，是西方扩张历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西方持续五个世纪的扩张，终于达到高潮。地球上最后一个抵抗性的帝国，最终被征服了。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主导的“全球文明”格局，在那一时刻，才真正出现。1902年，美国牧师塞西尔·罗德斯在自己《最后的愿望和遗嘱》中不无遗憾地说：“这个世界几乎已分配完毕，它所剩下的地区也正在被瓜分，被征服、被拓殖。想一想你夜晚在空中所看到的那些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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