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标志性事件的意义，对西方现代文明来说，在于扩张的高潮与衰落之间的困境。西方扩张在全球范围内达到极限，西方现代文明的暴力倾向无处发展，将转向自身，列强之间的冲突全面开始。两次世界大战与随后到来的冷战，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使西方内部陷入混乱与冲突，西方之外的世界，也乘机完成了民族独立与民主建国的运动。西方现代文明的真正困境，是如何调节自身那种内在动力性的扩张冲动或帝国主义冲动，使其不断获得外部对象，免得将这种暴力冲动发泄到自身而自毁。

义和团暴动与八国联军暴侵，也是中西关系史上的一个典型性事件。对西方来说，八国联军是西方启蒙与殖民双重变奏的现代化扩张运动在中国进入凯旋阶段的标志，它可以表述为西方启蒙、中国觉醒的五幕剧的最后一幕，西方全面凯旋的一幕。对中国来说，它的意义可能表现为另一个方面，是中国民族主义觉醒、反抗西方侵略、开始救亡图强的国民革命运动的开幕。义和团暴动前的60年，西方以武力开放中国，中国被彻底瓜分，中国社会的抵抗西方扩张的力量，开始从社会底层聚集，逐渐发展成全民性的民族主义运动。义和团后60年，中国的国民革命，进一步整合全民力量，最终以国家的形式对抗西方，直到文化大革命，中西关系似乎又回到鸦片战争前，甚至乾隆时代。

这一典型性事件对中国的现代化历史的意义，是现代启蒙与国民革命之间难以摆脱的某种二难困境。西方扩张，有启蒙主义与殖民主义两个侧面；启蒙主义是我们必要接受的，而殖民主义是我们必须排斥的，但西方却是同一个西方，如何面对西方？中国的现代化，有启蒙主义与民族主义两个侧面，启蒙主义要求全面接受西方现代文明，但民族主义又在文化立场上，坚持国民主体，而当中国在危难与激奋中凝成一个国民整体时，排外的民族主义与自大的文化主义，又可能酿成非理性的冲动，如何面对中国传统？

义和团后60年：“觉醒/救亡”的五幕剧

1900年，义和团暴动与八国联军入侵时，陈独秀正在东北，目睹了沙俄军队以“护路”为名侵占东北、烧杀掳掠的暴行。事后他说，这是他国家意识与爱国激情萌生的时机：“以前，在家里读书的时候，天天只知道吃饭睡觉。就是奋发有为，也不过是念念文章，想骗几层功名，光耀门楣罢了。那知道国家是什么东西，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到了甲午年，才听见人说有个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到了庚子年，又有什么英国、俄国、法国、德国、意国、美国、奥国、日本八国的联合军，把中国打败了。此时我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做一国一国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一人。一国的盛衰荣辱，全国的人都是一样消受，我一个人如何能逃脱得出呢。我想到这里，不觉一身冷汗，十分惭愧。我生长二十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35]

义和团暴动使陈独秀明白，中国是世界中的国家，而且是世界中被外国欺负的国家；中国人是国家中人，国家兴衰，与个人身家性命直接相关，个人必须为国家负责；世界中不同国家有各自的领土主权，不可侵犯；国家以人民为主体，不同国家有不同的人民，不能不讲民族主义。西方扩张有两个侧面，启蒙主义与殖民主义，丁韪良描述的中国之觉醒的五幕剧，在西方中心的世界主义背景下，只表现了西方冲击中国的启蒙主义的侧面，遮蔽了殖民主义侵略的一面。陈独秀在义和团暴动八国联军入侵中看到的，是中国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侧面，看到的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另一个侧面，反抗西方扩张，救亡图强的国民革命的侧面。

西方扩张在八国联军侵华中达到顶峰，中华民族救亡运动也开始了。在中国现代历史上，中国的救亡运动也有两个侧面，崇洋主义与排外主义。义和团暴动是一个起点，从这里我们可以开始叙述另一个五幕剧。义和团暴动是第一幕，它现代中国国家意识与爱国激情的触发点，也是现代中国民族救亡运动的出发点。这个触发点与出发点，设定了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的两个极端，并注定其左右摇摆的命运，或接受启蒙主义极端化为盲目崇洋，或反对殖民主义而盲目排外。

义和团暴动失败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朝野普遍流行一种“崇洋主义”，从义和团野蛮排外的极端转入盲目崇洋的极端，也正是在这种大潮流下，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从器物阶段进入制度与观念层面，中体西用的原则动摇了，制度与思想上都从改良进到革命，千年帝制政统与儒家学统终结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与1919年的五四运动，通常被当作中国现代化历史上的划时代事件。但是，从中西关系史上看，这两大事件的意义，并不如此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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