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暴动在华北号召“扶清灭洋”时候，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正在南粤惠州起义，他们的口号是“扶洋灭清”，与义和团正好相反。“扶清灭洋”也好，“扶洋灭清”也好，目的都是奋发强国，区别只是对图强的途径认识与选择不同。义和团依旧幻想满清朝廷在抵御外侮、富国强兵上是可信赖可依靠的，而同盟会革命者则认识到，“满洲政府实中国富强第一大障碍”、“满人不去国，中国不能复兴”[36]。扶清或排满，只是手段，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真正目的是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竞逐富强，西方才是对手，既是教我者也是亡我者。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却不驱逐列强，不是不想为，而是不能为。

辛亥革命没有解决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殖民特权问题，冲突很快就爆发了。“二十一条”与“巴黎和会”进一步激化了中西冲突，五四运动有两个不同的方面，一是知识精英圈子内的思想文化运动，主题是接受启蒙主义的，甚至有彻底西化的崇洋倾向；另一个是民众范围内的社会政治运动，主题是反对殖民主义的，要求“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

五四运动的两个方面恰好表现出现代中华民族救亡运动的两个侧面。五四运动有彻底的启蒙精神，却无彻底的反殖精神。它依旧相信西方文明启蒙主义侧面许诺的正义性，希望威尔逊主义能够保证中国的独立与发展。遗憾是西方列强的表现，一再让殖民主义侧面掩盖起启蒙主义侧面，中国的反殖主义激情也随之汹涌。救亡运动中的崇洋主义与排外主义两个极端之间微妙的平衡被打破了，五卅运动开始了民族救亡的第二幕。

义和团事件过去整整四分之一世纪之后，那位当年从义和团事件中觉醒到国家意识与爱国激情的安徽秀才陈独秀，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辛丑条约》的签定日，9月7日，也被国民党确定为“国耻日”。1924年9月3日，陈独秀有感于义和团暴动之后难以忍受的失败主义与媚外主义，感到有必要重提义和团精神，在《向导》周报上发表纪念文章《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37]，认为义和团暴动在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意义不减于辛亥革命，人们普遍意识不到这一点，是因为人们通常对义和团怀有“两个错误的观念”：一是“憎恶义和团是野蛮的排外”，二是“以为义和团是少数人之罪恶，列强不应因少数人之故惩罚全中国人民以巨额负担”。

就第一个错误观念而言，实际上陈独秀是在指责人们只看到中华民族救亡运动的蒙昧的排外主义的一面与西方现代文明的启蒙主义的一面，没有看到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一面与中国民族主义救亡图强的一面：

“他们只看见义和团排外，他们不看见义和团排外所以发生的原因——鸦片战争以来全中国所受外国军队、外交官、教士之欺压的血腥与怨气！他们只看见义和团杀死德公使及日本书记官，他们不看见英人将广东总督叶名琛捉到印度害死，并装入玻璃器内游行示众！他们只看见义和团损害了一些外人的生命财产，他们不看见帝国主义的军事的商业的侵略损害了中国人无数生命财产！他们只看见义和团杀人放火的凶暴，他们不看见帝国主义者强卖鸦片烟、焚烧圆明园、强占胶州湾的等更大的凶暴！他们自夸文明有遵守条约及保护外人生命财产的信义；他们忘了所有条约都是帝国主义者控制中国人之奴券（最明显的是关税协定及领事裁判权），所有在华外人（军警、外交官、商人、教士）都是屠戮中国人之刽子手，所有在华外人财产都是中国人血汗之结晶！”

陈独秀不仅要人们“看见”西方扩张的另一个侧面，而且似乎要把这个侧面看成全面。因为在民族主义斗争的激情中，难以一分为二地对待西方扩张，平衡西方的启蒙主义与殖民主义两个侧面。

就第二个错误观念而言，陈独秀是试图将西方冲击下分裂的中国力量统一起来，改变三角格局为中西两极格局，一致对抗西方扩张，完成民族独立国家自强：“他们不曾统观列强侵略中国，是对于全民族的，不是对于少数人的；剧烈的列强侵略，激起了剧烈的义和团反抗，这种反抗也是代表全民族的意识与利益，决不是出于少数人之偶然的举动……义和团事件，不论是功是罪，都是全民族之责任，不当推在义和团少数人身上。全民族都在外人的压迫之下，若真只有少数人、义和团不甘屈服，那更是全民族无上的耻辱了！” 陈独秀试图用全民族的概念打破中西冲突中的三角格局，将中国方面作为民族或国民统一起来，一致反抗西方列强。

陈独秀文章发表的第二年，中国爆发了“五卅运动”。这场运动恰好使人们注意到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一面，以及将分裂的中国力量统一起来一致对抗西方扩张的可能性。

在这场运动中，陈独秀要纠正的两个错误观念似乎都纠正过来，全民族彻底地反抗帝国主义的西方的运动出现了。20世纪中国有许多次运动或革命，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似乎都比五卅运动影响大，但那都是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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