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寺观在居住方面的社会保障功能更加明显。《儒林外史》里，匡超人他们村遭了火灾，一村人没地方住，在新房子建好之前，全靠村南头的和尚庵遮风挡雨。这还是农村的小寺庙，大都市的庙宇常有上千间的客房，供应试的士子、出门的商旅以及遭了天灾的百姓临时租住。

除了寺观，明清两代又多了个廉租房的来源，那就是会馆。会馆是异乡人在客地建的聚会场所，凡是像样的会馆，都有戏台、议事厅，以及客房，客房是为旅居在外没有住处的同乡们准备的，租金非常便宜。顺治十八年建于北京的漳州会馆，福建人来租，每月只收租金三文。就在这一年，大清朝开科取士，各地进京应试的太多，致使京城房价暴涨，考场附近的包租公狮子大开口，各家挂出牌来：“状元吉寓，日租千文”，如果不是会馆的廉租房撑着，那年北京城一多半的房客都得露宿街头。

这些民营的廉租房无需房客写申请，无需民政局开证明，也无需一层又一层的资格审查，并且好进也好出。问题是，民营廉租房现在好像行不通，拿到开发权的地产商正嫌暴利不够呢，傻瓜才去民营廉租房。

后唐的楼市调控

从2001年到2005年，全国房价以8.95%的平均增幅一路狂涨，中央政府出面阻止，先出台了一“国八条”，没挡住；又出台了一“国六条”，还是没挡住。到2007年6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价同比上涨7.1%，就有乐观的领导站出来向大伙报喜了：涨幅已经回落了嘛。但只要您还没有完全变傻，就会明白涨幅回落是怎么回事儿，好比一亡命徒开车撞人，以前每月撞死的人数按10%递增，现在每月撞死的人数按8%递增，那也叫涨幅下降，照旧宰你没商量。

房价暴涨的局面之所以没有改观，倒不是因为那些政策不好，而是因为没有被贯彻落实。比方说，中央一向限制开发商囤积土地，而从2001年到2007年5月份，全国开发商购置了21.62亿平方米的土地，实际仅开发l2.96亿平方米，约40%的土地被囤积了。如果近七年来国家提供给开发商的土地完全开发，就能让50％的城镇居民乔迁新居，哪还有什么供不应求的破事儿？既然供不应求的局面不会出现，那么居高不下的房价也就缺乏支撑了。

当然，房价居高不下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调控政策没能落实，还需要仔细算算，譬如将人口增长、通货膨胀、媒体误导、炒家操控以及购房者喜欢装胖的心思都考虑进去，大多数影响因素都难以量化，想为楼市建一完整的数学模型，不会比让地方政府打压房价更容易。

我倒发现，后唐时期的楼市完全可以拿来模拟调控政策贯彻落实后的理想状态。后唐庄宗李存勖颁布过一道敕令：“其空闲有主之地，仍限半年，本主须自修盖，如过限不见屋宇，亦许他人占射。”后唐明宗李嗣源也有类似规定：“诸色人等置到田地，并限三个月内修筑盖造，须见次第。”这两条很像我们国土部的《闲置土地处置办法》，只不过我们规定的闲置时限是两年，后唐规定的是半年和三个月。

我们通过禁止捂地来打压房价，没戏；后唐通过禁止捂地来平衡供需，却收到了打压房价的奇效。还记得盛唐时期，有个马周在长安购买房基一亩，花了铜钱二百万；而在后唐的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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