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多、站岗放哨多等),组织群众反抗政府,“扫荡”时作内应,或武装暴动,有的则长期埋伏[5]。
此外,中国*党相应采取了争取、改造教门、帮会的对策并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进行调整。中共在抗战初期将争取教门、帮会作为发动民众运动的主要工作[6],此后,对教门、帮会对策作了具体的规定:(一)在根据地,明令禁止,向人民宣传、解释敌人利用封建组织破坏根据地的阴谋,并指出某些证据。对某些会门头子与日寇勾结有破坏行为的,号召会门群众起来反对。会门头子必须向抗日政府自首、具结,宣誓不再进行会门活动。对广大会门群众,则予以深入教育并吸收加入各群众团体。(二)对日军占领区或边缘区之会门,则派人积极打入,争取与团结会门群众,孤立其中汉奸分子,推动会门打击敌伪下乡抢掠的便衣队、特务分子,拖延、减轻对敌负担,广泛揭露敌人残暴,反对抽壮丁,利用矛盾打击汉奸[7]。1942年1月,中共山东党组织明令取缔教门、帮会组织[8],1943年3月,中共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颁布法令,禁止教门、帮会活动[9]。
上述事实充分说明,教门、帮会问题已对国民党稳定社会秩序、维护自己的统治、*与抗日构成了严重的挑战。能否积极、稳妥地解决这类问题并为国民党所用,成为国民党能否“保持我国家之人格”、实现“抗战建国”[10]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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