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上海沦陷后，国民党在杜月笙的建议下成立“上海统一委员会”，协调上海“孤岛”上江苏省党部、中统、军统特务机关等组织的活动。上海统一委员运用上海的帮会势力，采用恐吓、劝说等方法逼使上海金融工商界人士、技术工人、知识青年等向大后方转移，即使为离开上海的，也尽量劝告他们不得与日伪合作。1940年3月，南京汪伪政权成立后曾盗用上海各同业公会的名义通电拥护，上海委员会为了抗日反汪，以正视听，即联系各同业公会登报否认[18]。日军占领上海、南京后，在沪西、浦东、崇明、启东、江阴一带的“华东人民武装抗日义勇军”、在常熟一带的“民众抗日同盟军”都是帮会的力量或利用了帮会的力量而组织起来的抗日组织。
上海、南京、武汉等地相继沦陷后，一些不愿与日寇为伍的教门、帮会随国民政府内迁至大后方，但抗战的民族*仍未泯灭。青洪帮首领张树声“慨国难之严重，痛民族之颠危，知帮会往昔复国御侮之精神如能加以调整足以为抗建大业之助”，先后编写了《民族精神》、《民族精神续录》等，启发帮会的抗战意识，号召青洪帮徒众奋起抗日[19]。镇江青洪帮头目向春亭在川期间曾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驮运管理所高等顾问，负责自四川叙府至云南昆明的抗战物资运输。他利用教门、帮会中的各种关系确保了从叙府到昆明长达五百余华里的驮运路线畅通，“此后驮运所就能安安稳稳地做买卖和运输紧缺的货物，业务是相当顺手和有丰厚利润的。[20]”
苏鲁战区的国民党部队也积极利用教门、帮会力量从事抗日。鲁西南的红枪会、安徽凤台一带的以王鹏举、尚四猴子为首的红枪会、巢南大刀会郑旭初部等等都在国民党军队的控制之下。1937年，张空五利用所有的无极道，宣扬佛法神力，倡联乡自卫的组织势力除鲁西各县外，远及冀南之清丰、南乐、濮阳、东明、长垣，豫北之内黄、商邱、虞县，皖北之蒙城、苏北之丰、沛一带，纵横不下30余县，至1940年，从众达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