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还积极发展教门、帮会势力、编制教门、帮会体系以达到维护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目的。国民党贵州省党部眼见青洪帮势力强大，便于1938年下半年出面将有帮会关系的国民党员组成精忠社并在全省各县设立分会，由当地原来的青洪帮头目担任分社长。贵州各处的青洪帮由此转而公开活动，大开山堂，广招徒众，国民党势力迅速壮大[22]。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在“袍哥抗日”的口号下，派人四处组织哥老会，致使国民党的公教人员和知识分子把注意力转向袍哥帮会。同年成都行辕还专门制定了《领导与运用汉流办法》：“（一）拣忠实党员加入公口，运用其行动，激起其精神，使为本党工作。（二）吸收其首领与有力分子，提高其知识，匡正其思想，使能接受本党之领导。”[23]1939年11月，被任命为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安徽省政府主席的李品仙在赴任时，带了湖南洪帮首领欧阳长松为随从。在欧阳长松的介绍下，李品仙在路经黄安时会见了当地洪帮头目王贵和并任命他为豫皖鄂边区党政分会上校专员。在李品仙的支持下，王贵和创立了“大别山祖堂”，将洪帮势力引进大别山区。[24]此外，山西的阎锡山创建了青帮组织——“安青进步委员会”、洪帮组织——“进步总社”；西康的刘文辉指使刘文彩在大邑安仁镇成立了袍哥组织——“公益协进社”。

　　在沦陷区、游击区，国民党派出政工人员在宣传、鼓动各界人士联合抗日的同时，一方面协助国民党建立保甲制度，宣传“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力图巩固国民党统治，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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