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清政府还巧立名目，有所谓按财产、田亩乐助的“捐输”。以增加县学生员学额、省乡试中额为名，向殷实富户勒派捐款。如咸丰六年（1856年），永嘉、瑞安增加文武生员各一名，（《过来语》第十二册。）咸丰七年（1857年），瑞安增加生员名额三名。平阳则因捐款为县官和豪绅所贪没，生员名额没有增加。（《过来语》第十三册。）温州府所属各县均设立捐输局，由当地豪绅主持。“捐输”名义上要求富室“乐意捐输”，实际上豪绅大户互相包庇，设法逃避。所有捐款都派到一般中小地主、自耕农和半自耕农身上。“十亩廿亩之家，亦被胁取”，如有拖延，立即“动用大签，拘提如重犯”。（《过来语》第十一册。）就在咸丰十年（1860年）冬天，平阳县万全湖岭乡几个村庄，一次就有几十个农民因缴不起捐税被投进监狱（根据解放初平阳一中师生万全区调查材料。）。敲骨吸髓的剥削，弄得天怒人怨，连镇压金钱会起义的瑞安官僚地主孙衣言也不得不承认：“州县挟群小人，困之以捐输，民间始怨”。（孙衣言《会匪纪略书后》，见《全钱资料》。） 

　　在土地高度集中、封建剥削更加严重的情况下，广大农民日益贫困，挣扎于死亡线上。即使是风调雨顺的丰稔之年，农民也只能以□粥、杂粮糊口，若遇荒歉，那只有“吃草吃糠，□中食和□猪料相似”了。有的农民“甚有数日不举火者”。（《过来语》第二册。）所以当时一个贫苦的知识分子赵均慨叹说：“好焦谷百斤七百五十文，谷价如此骤减，宜贫民易于谋生，而典当既尽，借贷无门，仍有衣不蔽体，枵腹坐饿。十室九空，于今为甚”。（《过来语》第十一册。） 

　　二、洋货倾销，破坏工农业生产 

　　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打开我国大门，鸦片继续输入，洋货大量倾销，破坏了浙南地区的工农业生产，加深了浙南地区人民的苦难。 

　　鸦片大量输入，使浙南地区的地主、官吏、差役以及商贩、走卒，染上了吸食鸦片的恶习，许多人因此倾家荡产。“邑（瑞安）薛浚淮父，因为鸦片，费银近万，其母所遗田六百亩，已失大半”。“近年来花会、鸦片二者盛行，人家不肖子弟，因此破家丧身者，无地无之”。（均见《过来语》第十六册。）正因为吸毒者日益增多，浙南地区的温、台二府的城镇中，烟馆林立。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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