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毒者多，种植、贩卖鸦片的人也随着增多。一度来浙、闽查禁鸦片的黄爵滋在奏疏中提到：“温属除瑞安、泰顺二县向来栽种尚少，并该司册示乐清之杨公岙、高庾坝、雾北阁等处，核与臣等所访相符外。臣等复访得玉环厅之苔山、田岙，永嘉县之廊下、花坦、岩头、岭头、楠溪，乐清县之芙蓉、□谷，平阳县之南港、赤溪、金乡等处，向有奸民栽种熬烟售卖”。（《查明台温栽种罂粟情形疏》，见《黄爵滋奏许乃济奏议合刊》。）鸦片的栽种、贩卖、吸食，破坏了浙南地区正常的工农业生产。 

　　洋货的倾销，又严重地打击了江、浙沿海地区的民间手工业，浙南一带也深受其害。正如道光年间福州将军兼管闽海关敬敫在奏摺中所说：“向来在厦商人，……于宁波等处贩运江、浙之棉布及各种货品至厦门售卖。……今自夷人来厦开市，凡洋货皆系夷商自行转运，洋布、洋棉，其物充积于厦门，民间之买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由是江、浙之棉布不复畅销，商人多不贩运”。（清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十七日，福州将军兼管闽海关敬敫《请变通税收章程摺》。转引《历史研究》1954第三期。） 

　　永嘉、平阳等地，向来出产土布，尤其是平阳的“筒布”，素常贩销于福建、江西等地，洋布、洋棉倾销后，生产下降，销路日窄，从而使许多农民兼手工业的家庭遭到破产。 

　　洋货倾销的结果，必然使白银外流，银价上涨，这也加重了浙南地区人民的负担。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即鸦片战争之前八年，浙江的一两白银兑制钱一千二百五十文，过了十年（1842年），即鸦片战争结束的那一年，便涨到二千二百二十文。（彭信威《中国货币史》。）农民、手工业者、商贩出卖产品所得，都是制钱，而清政府规定纳税必须用白银，银价涨一倍，农民和手工业者的负担也就增加了一倍。 

　　洋货的倾销，还使我国沿海地区包括浙南地区在内的船工、渔民、盐民等，也遭受到外国侵略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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