浒》一书，更被后世人所仿袭，以致于“艳草窃为义民，称盗贼为英杰”。书中的忠义思想对明末的农民起义也有影响，所以清人顾苓说：“《水浒》之作，以为张士诚讽谏也。士诚不察。而三百年后，高杰、李定国之徒。闻风兴起，始于盗贼，归于忠义，未必非贯忠之教也。[88]撇开《水浒》之作为“讽谏”不谈，其中所反映出来的《水浒》一书对明代秘密社会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
三、余论
通观明代秘密社会的基本状况，可知天地会产生于明代已具备了比较实在的社会土壤。明代僧遭的无赖化以及卫所军兵的无赖化，甚至大量流人秘密社会，是天地会产生于明代的重要信息。这可以从两方面加以分析。
一是据天地会西鲁传说，其创始人为少林寺僧人。而明代僧道人物已大量参与秘密宗教结社。故吏称“近者荆蜀叛逆，皆此辈(指僧人一一引者)为之。[89]又说：“昔者倡妖言之赵才兴，固僧人也。近者造妖书之萄庆，亦僧人也。”[90]为此，明人王士性就河南僧俗界线的混淆以及僧人与秘密宗教结社的关系作如下揭示：“中州僧人从来不纳度牒，今日削发则为僧，明日长发则为民，任自为之。故白莲教一兴，往往千百为群随入其中，官府无所查核，为盗者亦每削发变形入比邱中，事息则回。无论僧行，即不饮酒食内者百无一人。”[91]王氏所言中州僧人，当然包括少林僧人。在天地会的西鲁传说中，有关于少林僧人征西的说法。这在明代的史籍中也可找到其根据。所不同者，并非征西，亦非征“罗刹”，而是征东，抗倭寇。明李绍文《云间杂识》有一则《三十六僧抗倭》。叙明嘉靖年间，倭寇肆虐上海一带。当时江浙一带有一些武僧，主动抗击倭寇。其中有三十六人最为枭捷。蔡可泉主督平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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