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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末新政时期的谣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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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6:36:3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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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自治”。清朝中央政府的上谕就明确指示“选择正绅，迅即筹办”地方自治（注：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50页。）；《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亦明文规定：地方自治由“合格绅民”办理（注：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28页。）。时人即指出，地方自治“政府责成于督抚，督抚责成于州县，州县责成于绅士”（注：长舆：《论莱阳民变事》，《国风报》第一年（宣统二年），第十八期。）。在实际操作中亦不过如此，各地的地方自治都由设立在县城、府城的议事会和董事会办理，这些机构绝大多数为绅士把持。如湖北全省的议事会和董事会中，出身于绅士的人，分别占其成员的98.6%和99.5%。（注：转引［美］周锡瑞：《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32页。）各地方上因此出现了一大批议事会议员、董事会董事以及学董、警董、局董、委员等，他们多由绅士组成。因此可以说，地方自治实际上是以官绅合治代替官治。故许多绅士因此不再具备代表乡村社会的一面，同官吏一样成为国家权力的代表，“俨然与现在政府互相提契”（注：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三卷，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302页。）。清末政府向绅士放权，促使更多的绅士（尤其是在城绅士）进入国家政权，极大地刺激了绅士的权利欲。许多绅士因此孜孜于追逐名利，借用新政的旗帜满足日益膨胀的权利欲。虽然他们也办了一些实事，如兴学、调查户口等，但真正关心民众疾苦者不多，相反，鱼肉百姓者屡见不鲜，严重恶化了绅民关系。因此，地方自治不仅未给普通民众带来益处，反而造成深重的灾难。御史萧丙炎在1911年的一份奏折中就痛陈道：“臣闻各省办理地方自治，督抚委其责于州县，州县复委其责于乡绅，乡绅中公正廉明之士，往往视为畏途，而劣监刁生，运动投票得为职员及议员与董事者，转居多数。以此多数刁生劣监，平日不谙自治章程，不识自治原理，一旦逞其鱼肉乡民之故技，以之办理自治，或急于进行而失之操切，或拘于表面而失之铺张，或假借公威为欺辱私人之计，或巧立名目为侵蚀肥己之谋，甚者勾通衙役胥差，交结地方长官，藉端牟利，朋比为奸。”（注：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57页。）
地方自治使社会秩序发生如此大的变动，尤其是地方绅士与政府官吏互相利用，“同恶相济”（注：山东旅京同乡：《莱阳事变实地调查报告书》，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近代史资料》第1期，科学出版社1954年版。），使普通民众处于一种焦虑、惶恐、不安的心理状态之中，于是到处议论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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