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的荒唐言论。尤其是长江中下游一带，当1910年清政府调查户口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各地已经“讹言繁兴”（注：《辛亥革命》第三册，第410页。）。江苏省各州县在该年三月内“因调查户口，讹言迭兴，聚众毁学，拆屋伤人之事，几于无地不有，无日不有”（注：《辛亥革命》第三册，第393页。）。时人亦看出这个问题，感叹道：“野老乡竖，于一切新政，既为平素所未见未闻，一旦接触于耳目间，自不免传为异事，演成不经之说。”（注：《辛亥革命》第三册，第395页。）关于调查户口和编钉门牌的谣言、讹言，在笔者查阅的史料中比比皆是，前文已多有举例，此处不拟赘述。
再次，由于清末新政给普通民众带来了沉重的捐税负担，物质利益的丧失使普通民众对新政更加持排斥的态度。这也是这一时期遍布关于新政的谣言并逐步汇合为强大的舆论、化为反新政的暴力行为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清末新政正是举办于清朝“财政困难已极”（注：刘锦藻撰：《清代续文献通考》卷四十八，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8034页。）的时候，因而经费极其匮乏。而新政改革“无事不需款，新法新器日多，非巨款不能集事”（注：《宣统元年八月二十二日农工商部奏请试办富畿公债票奉旨依议》，《东方杂志》第六卷，第十期。）。故各地方政府为举办新政纷纷“就地设法”，无论何种方法，“苟能搜罗巨款，无不立见施行”（注：《江南道监察御史王奏陕西盐改官运害巨利微亟宜罢停另筹折》，《东方杂志》第一卷，第十一期。）。在“以地方之款办地方之事”（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4页。）的名义下，各地掀起了一轮向社会增捐加税和大肆摊派的浪潮。对普通民众来说，清末新政的最大影响就是越来越沉重的捐税负担。当时各地的筹款手段主要包括以下三种：第一，征收各种附加税。当时各级地方官吏在“永不加赋”（注：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曾颁布命令，规定自康熙五十年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清史稿·食货一》），其后的历朝统治者无不奉之为祖制圣谕，不敢明目张胆地增加赋额。因此，在需款与日俱增的20世纪之初，清政府仍然在名义上遵循“永不加赋”之祖制。）的祖制下，不敢公然增加田赋。但一到急需用款之时，他们无不挖空心思，征收各种附加，虽无加赋之名，但有加赋之实，结果导致田赋正额不变，各种名目的附加层出不穷。据时人记载：“虽有永不加赋之祖训，而官吏相沿，巧设名目，十年以来，田赋之暗于旧者，已不啻二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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