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即将发生和不知情的事情进行猜测，以讹传讹，谣言和流言就应运而生了。如1910年秋江西省宜春地方政府征收捐税，民众群起反抗，当地政府担心受到攻击，乃造谣说：“此非我官府要钱，乃绅士要钱。”（注：马鸿谟编：《民呼、民吁、民立报选辑》（一），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1页。）这则谣言传遍全县，普通民众因地方自治和学堂皆绅士主持从而信之，并以为“凡一切新政”皆“绅士无故生事”，因而转攻绅士，声称“必欲进城毁学，杀尽学界绅首而已”。（注：《辛亥革命》第三册，第417页。）江苏省如皋县调查户口由当地绅士、学董主持，详细询问姓名年岁，碰巧有一家因传染病死了三人，登时谣言遍地，传绅士将百姓“八字卖与洋”以谋钱财，“群谋毁学”。（注：《辛亥革命》第三册，第401页。）广东连州由“城绅”办理调查户口，登时社会“哗噪”，“兽惊鸟骇”，谣言纷纷，（注：左绍佐：《连州事件日记摘录》，《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4期。）民众聚集数千人“各拆本处学堂，及驱逐绅土”（注：《辛亥革命》第三册，第370页。）。
其次，清末新政时期谣言的兴盛与中国普通民众的落后意识（尤其是对西方现代文明恐惧、厌恶的情感）有关。许多国家在开始现代化的时候都会面临来自普通民众的反对，就连最早进入资本主义的英国也不例外。（注：如当时英国农民认为铁路将导致牛不吃草、鸡不下蛋、房子倒塌，而火车冒出的黑烟将遮蔽太阳、毒化草场，使英国永无天日，因而群起反对。转引自张鸣：《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9页。）在以农为本、传统气息浓厚的中国，普通民众对于现代化的事物不理解乃至恐惧、厌恶就更加难以避免。暂且不谈洋务运动时期一些农民对于铁路、电线等事物的盲目抵制，到20世纪之初，普通民众对于清末新政以洋为师亦是不大理解、不大欢迎。如，根据毛泽东1927年的回忆，“‘洋学堂’，农民是一向看不惯的”，“农民宁欢迎私塾（他们叫‘汉学’），不欢迎学校（他们叫‘洋学’），宁欢迎私塾老师，不欢迎小学教员”。（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39-40页。）
清末新政时期广大普通民众的落后意识在普通民众针对清政府调查户口和编钉门牌的谣言上表现得最为明显。调查户口作为立宪的预备，本是清末新政的一项重要措施，但是由于它不合于中国人视生辰八字为性命的传统，举办者于此又宣传不力，以至各地到处流传着针对调查户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