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论清末新政时期的谣言 |
 |
时间：2007-3-9 16:36:38 来源：不详
|
|
|
。”（注：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01页。）第二，乱提捐款。清末各省乃至各州县都纷纷“藉办地方新政，遇物加抽”（注：《辛亥革命》第三册，第374页。），各种巧立名目的捐项汹涌而出，令人眼花缭乱。在四川，未办新政以前，普通民众仅有正供杂粮而已，举办新政以后，杂捐纷纷涌现。赵尔巽督川后更是挖空心思，“向无者新设，有者重加，加自四五倍至十倍不止”（注：隗瀛涛、赵清主编：《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4页。），“以为一网打尽之计”（注：《民呼、民吁、民立报选辑》（一），第321页。），造成全省物价飞涨，民众生活受到巨大的影响。直隶地方则因新政繁兴，乃“杂捐杂税添益无穷，所有房捐也，铺捐也，车捐也，船捐也，鱼捐也，肉捐也，果品捐也，菜蔬捐也，烟酒捐也，码头捐也，河工捐也，而纳过木税之棺材，又有捐也。凡世之所有人之所需，甚至草芥粪土亦莫不有捐也。肩担者有捐，背负者有捐，至手提者亦更有捐”（注：《民呼、民吁、民立报选辑》（一），第278页。），繁多不可胜数。第三，向下属地方摊派。各省除增捐加税外，常常向下属州县摊派。各州县也如法炮制，向各村庄摊派。层层摊派，广大农民苦不堪言。如1906年河南永宁县知县因扩充学舍，经费不足，竟然不向上禀明就私自“派各里摊捐钱一千余文，勒限清缴，以致舆情不服”（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15-216页。）。又如山西高平县办理绅富捐输，因遭到绅富们的反对，乃将绅富捐输的款目“按里摊派于亩捐之上”，上里派钱35万，中里派钱25万，下里派钱15万，“亩捐之外，后派此捐，小民力薄，遂起怨声”（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2-134页。）。总之，“新政愈多，靡费愈重；筹款愈繁，民生愈蹙。”（注：《光绪朝东华录》第五册，第5084页。）清末四川省邛州的一位名叫宁缃的诗人曾经做诗《君民叹》，可以为此作证。诗云：“新政纷纷次第兴，国民担任力难胜，谘来议去皆筹款，但见捐输日日增。”（注：鲁子健编：《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704页。）
可以说，普通民众对新政的反对，固然有落后意识在起作用，但同时也是因为物质利益的丧失。如1909年陕西北山一带地方“新政层出，在在需款”，于是抽取羊税；当地民众本“并不知新政为何事，特以羊税为切肤之灾，故不得不纠集多人抵抗官府”。（注：《民呼、民吁、民立报选辑》（一），第188页。）趋利避害是人之本性。清末新政对于普通民众索取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