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匪，株连滥杀。”（注：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6页。）清政府的上述态度，各国公使十分不满。1900年1月27日，英、美、法、德等国驻华公使同时照会总理衙门，认为上谕的措辞给人的印象是“中国政府对义和团和大刀会这样的结社抱有好感”，要求清政府“下令指名对义和拳和大刀会进行全面镇压和取缔”。（注：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13页。）
有着多年对外交涉经验的奕劻，认识到了形势的严峻性。2月19日，奕劻领衔会奏，请严行查禁直隶、山东一带的义和拳会。奏折请求朝廷：“申明旧禁，明降谕旨，饬下直隶总督、山东巡抚，各就地方情形，剀切晓谕，解散胁从，并严拿为首之人，从重惩办。”（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64页。）清廷根据奕劻等人的奏请，发布上谕，明确声明“私立会名，皆属违禁犯法，务宜革除恶习，勉为良民。”（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72页。）上谕发出后，山东、直隶的地方官开始贯彻上谕，发布禁止义和团告示，劝谕义和团解散，筹拨兵勇，以防范弹压。但义和团发展的势头并没有被阻遏住，3月2日，英、美、德、法、意五国驻华公使，前往总署要挟。三天后，五国公使威胁说，如果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将采取“必要手段”。实际上，他们已经分别建议本国政府，派海军来中国北方海面示威。以后，总理衙门仍不断受到外国的压力，要求迅速采取措施，镇压义和团。
面对强大的外交压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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