恫吓，5月22日，奕劻再次领衔上奏，请求拿办义和拳。奏折称：“京城使馆林立，时有洋人教士往来出入，亟应设法保护使馆教堂，弹压地面，并访拿匪徒传授奉令暨匿名揭帖之人，获案究办，以免别生衅端。”（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97页。）由于奕劻处于外交第一线，感受到的外交压力也特别重，多次的军事恫吓，对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就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的态度：必须采取有力措施，保护教堂，访拿“匪徒”。
二、韬光养晦
1900年6月10日，内阁明发上谕：“端郡王载漪，著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礼部尚书启秀、工部右侍郎溥兴、内阁学士兼侍郎衔那桐，均著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上行走。”（注：《义和团》，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四册，第17页。）佚名的《庸扰录》在评论新入署的四个人时说：“四人皆系不明外事，专袒义和团匪者。识者忧之。”（注：《庚子记事》，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51页。）窦纳乐致索尔兹伯理函中说：“6月10日，官报宣布任命大阿哥的父亲端王和三位满族官员在总理衙门任职，所有情报都表明端王是宫廷设立义和拳神坛的主要支持者……”（注：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90页。）早在6月6日，慈禧已经召集各大臣密议对付义和团的策略，经过激烈争论，主“抚”派逐渐占了上风。《拳乱纪闻》中，有一则“北京访事来电”：“皇太后昨晚在宫内召集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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