奕劻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召集留京官员开会。会上，“昆相（昆岗）起而言曰：‘徐中堂桐以身殉国，从容就义，拟请附奏请恤。’庆邸勃然变色曰：‘徐相已死，可惜太晚了，倘早死数日，何至有徐小云尚书论斩之事。’”在奕劻看来，“诸人之命，实断送于此人之手”。拒绝代递徐桐遗折。（注：陈夔龙：《梦蕉亭杂记》，见《义和团史料》下，第689页。）另一个“主抚”派人物礼部尚书启秀，在联军入城后被日军拘捕，因母丧被放假十日，“惟恐其逃逸，仍以绠系其一手，使人牵之偕行。启治丧已，往见庆王，庆王讽以微词，启不省，仍退而就禁。”（注：柴萼：《庚辛纪事》，《义和团》第一册，314页。）启秀虽然“素有劝助团匪之事”，但实际上只是跟在载漪、刚毅之后的附和者，本希望奕劻能帮他开脱，没想到却被冷潮热讽，他只有死路一条了。 

但是，对“祸首”董福祥，奕劻却是另一种态度。虽然奕劻、李鸿章在奏折中如实报告了各公使认为董福祥“实为罪魁”（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下），第792页。），实际上，奕劻并没有把董福祥和载漪、刚毅等人同等看待。他在给劳禄的信中说：“弟极知星五公忠素抱，深得秦陇民心，如此良将，雅宜加意护惜，奈各使成见胶执，难以理喻。”（注：《荣禄存札》，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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