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学界关于晚清理学及“同治中兴”这两个问题的研究，都取得一定的进展，陆续发表了一些学术性的成果。关于晚清理学的研究，既有微观性的个案探讨，也有整体性的宏观论述。章继光先生《曾国藩思想简论》、李细珠先生《晚清保守思想的原型：倭仁研究》、宫明先生《倭仁与曾国藩》、程作新先生《倭仁及其哲学思想》、张凌霄先生《倭仁及〈倭文端公遗书〉的伦理思想》、笔者拙著《晚清理学研究》，以及台湾学者陆宝千先生《倭仁论》等著述，便是海内外学界在晚清理学研究方面取得的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关于“同治中兴”的研究成果，大多体现在关于晚清政局、朝局以及湘淮势力等问题的探讨中，如贾熟村先生《太平天国时期的地主阶级》、宝成关先生《奕訢慈禧政争记》[1]，以及美国学者费正清先生等撰著的《剑桥中国晚清史》等著作。但是，以晚清程朱理学与“同治中兴”之间的互动关系为研究对象，探讨二者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乃至因此种互动关系的扩张而导致社会文化发生的变化，则是颇具新意且研究薄弱的课题。专门论述这一课题的成果尚不多见。笔者试图通过对此二者间相互关系的历史考察，阐述晚清时期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发展变化中的一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以期抛砖引玉，引起学界同仁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为深化学术研究进献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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