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清朝统治者来说，同治朝无论如何都是一段至关重要的岁月。在此期间，清政府采取“借师助剿”的方针，与西方列强携手“合作”，共同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并发动了一场以“求强”、“求富”为目标的内政改革——洋务运动。到1875年光绪帝即位之初，清王朝所面临的那场灭顶之灾已经基本消散，国家出现了些许振兴气象。也是在这一年，浙江学者陈弢编辑的《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声称：由于朝野上下同心协力，“擒渠斩馘，区宇荡平，神州再造，较之《大雅》所称‘筑齐城而征徐国’，区区平淮濆一隅之乱者，其规模之广狭又不可以同日论。侧席求贤，豪俊辈出，中兴事业，甄殷陶周，盛矣哉！”[2]他把“同治中兴”归功于这个时期“辈出”的“豪俊”所为是不无道理的。在这些“豪俊”中，就包括一大批讲求理学的官僚士人。理学与所谓“同治中兴”之间的密切关系无庸置疑。

所谓理学，又称性理之学、心性之学、道学；因其基本上形成于两宋时期，亦有宋学之称。理学在由宋至清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两个基本派别，即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前者受到元、明、清各朝统治者的扶植，被奉为官方哲学；后者大体处于儒学在野学派的地位，尤其在清代受到正统学派的长期压抑。程朱理学既然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官方哲学，它的发展与命运势必与封建王朝的兴衰紧密相连。王朝初创，统治者往往要用程朱理学来立朝纲，序尊卑，把它作为新王朝确立的重要精神支柱。王朝衰败，程朱理学则成为统治阶级挽救危机和败亡的思想武器。程朱理学在晚清遇到的情况则属于后者。

在清代，程朱理学经历了一个类似马鞍形曲折发展的过程，即在两个发展高峰的中间经历过一段较长的寂落时期。清朝初期，以康熙为代表的封建统治者奉行崇儒重道的文化政策，尊崇程朱理学为儒学正宗，重用一批理学名臣，以维护其统治地位，于是出现了清代程朱理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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