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的第一个高峰。正如曾国藩所说：“我朝崇儒一道，正学翕兴。平湖陆子、桐乡张子，辟诐辞而反经，确乎其不可拔。陆桴亭、顾亭林之徒，博大精微，体用兼赅。其他钜公硕学，项领相望。二百年来，大小醇疵，区以别矣。”[3]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汉学（考据学）的兴起并成为一代显学，理学遭了厄运，跌入低谷，被冷落了百年之久。直到嘉道年间，程朱理学才重新受到士大夫们的重视，朝野鼓吹，推波助澜，导致它在咸同年间的“复兴”。这是清代程朱理学发展的第二个高峰。程朱理学经历的这种衰而复兴的曲折变化，并不是偶然的历史现象，而是由各种*、文化及社会等诸多因素错综交合作用的结果。
嘉道时期，清王朝曾经有过的“盛世”局面已经风光不再，各种社会危机开始暴露出来，*腐败，军备废弛，经济凋敝，人民困苦，下层民众的反抗斗争接连兴起。有人形容当时的中国社会：“方今良法美意，事事有名无实。譬之于人，五官犹是，手足犹是，而关窍不灵，运动皆滞。”[4]鉴于国势衰落，嘉道年间的有识之士开始进行思想上的反思，寻找社会危机产生的原因及解决的办法。当时许多人是从儒家正统的“德治教化”的观点出发进行反思，认为社会发生危机的直接原因是“道德废，人心坏，风俗漓”，而根本原因则是程朱理学因受汉学压抑而多年不振，造成道德沦落、人才匮乏的严重后果。乾嘉汉学因此而受到激烈的批评。潘德舆说：“程朱二子之学，今之宗之罕矣。其宗之者率七八十年以前之人，近则目为迂疏空滞而薄之，人心风俗之患不可不察也。……而七八十年来，学者崇汉唐之解经与百家之杂说，转视二子不足道，无怪其制行之日，趋于功利邪辟，而不自知也。”[5]他发出了“欲救人事，恃人才；欲救人才，恃人心；欲救人心，则必恃学术”[6]的呼吁。他所说的“学术”是指“正学”，即程朱理学。这种认识在当时的士大夫中间带有普遍性。陕西学者李元春说的更为明白：“考据之学，袭汉儒之学而流于凿者也。独宋程朱诸子，倡明正学而得其精。通世故横诋之亦大可惑矣。”[7]他认为程朱理学独得圣人之道的精蕴，堪称“正学”，最具备充当拯救道德风俗的资格，而考据学不过“袭汉儒之学”的唾余，供雅士赏玩有余，于经国匡民无补。湖南学者刘蓉指责：“为汉学者，阿世谐俗，漠然不知志节名义之可贵，学则吾学也，行则吾不知也。世亦遂无以行谊责之者，以谓彼特为名物度数之学，以资考证而已，不当以道义相苛。泯泯棼棼，与世同浊，学术坏而人心风俗随之。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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