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害有甚于良知顿悟之说猖狂而自恣者矣。”[8]这些议论和呼吁反映了嘉道年间部分士大夫的思考和学术追求。它表明嘉道时期不仅是清朝*统治由盛而衰的转折期，也是其学术文化从过去的汉学一枝独秀，到各种学术思想竞起局面出现的转捩点。这自然给程朱理学的“复兴”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使讲求理学的风气在一些地区再度兴起。方宗诚曾对嘉道年间的理学萌动及理学士人的活跃作过这样的描述：
嘉道间，海内重熙累洽，文教昌明，而黯然为为己之学兢兢焉。谨守程朱之正轨，体之于心，修之于身，用则著之为事功，变则见之于节义，穷则发之于著述，践之于内行纯一不杂，有守先待后之功者，闻见所及约有数人：长白倭文端公、霍山吴竹如先生，官京师时，与师宗何文贞公、湘乡曾文正公、罗平窦兰泉侍御，日从善化唐确慎公讲道问业，不逐时趋。其时在下位者，则有湘乡罗罗山先生、桐城方植之先生、永城刘虞卿先生，俱无所师承，而砥节砺行，为穷理精义之学。[9]
这是就理学士人的个体活动而言，如果就学术群体的动态来讲，全国理学学者群体较为活跃的地区主要有陕西、安徽、河南、湖南等地。
陕西即关中地区，原是宋代理学四大流派之一的关学的发源地。关学创始人张载即为陕西眉县人。明代时，关中地区涌现出吕楠、冯从吾等理学家。清初，标榜理学的关中学者活跃一时，涌现出李顒、王心敬、孙景烈、王承烈等讲理学的学者。嘉道以后，关中理学依然名人辈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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