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5月，太平军击溃清朝江南大营，清政府所倚重的正规军----八旗、绿营----溃不成军，无力与起义军对抗，迫使统治者不得不起用汉族地主阶级地方势力武装——湘军，这就给曾国藩等理学士人以崛起的机会。是年6月，清政府以曾国藩为署理两江总督，8月改为实授，并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节制所有大江南北水陆各军。次年11月，清政府破例授权他统辖苏、皖、赣、浙四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镇以下各官，悉归其节制。曾国藩的登进不仅是清王朝在对太平天国用兵选将上的重大政策调整，而且也是其重用理学大臣的标志。

北京政变后，清王朝为了树立“正人立朝”的形象，不遗余力地提拔所谓“理学名臣”。倭仁在1862年一年三迁，从擢工部尚书、授协办大学士，升至文渊阁大学士，并当上年幼的同治帝的师傅，掌管翰林院，一跃而成为清王朝的内阁揆首和最高理论权威。曾与倭仁一起切磋过理学的李棠阶也于当年内召，授左都御史而入军机处，参与枢府机要。与此同时，吴廷栋也被授以大理寺卿、刑部侍郎等职。此三人素有理学名士的清望，各有自己的人事圈，一向为朝内外士大夫所尊仰，故在当时有所谓“海内三大贤”之誉。李鸿章为吴廷栋写的《神道碑》中称：吴氏“再官京师，倭文端公以首辅为师傅，河内李文清公以尚书掌军机，海内翕然望治，称为三大贤”。[24]

理学士大夫参与*不是被动的，而是热情高昂，积极主动。同治即位后，因其年幼进学需要物色师傅。理学士大夫急于把这一要职抢到手。吴廷栋对此尤其看重，曾说：“用人行政，当以君心为本；欲格君心，培养元德，要以师傅为第一义；既系第一义，即非第一流人不足当此任”。[25]他及其他理学士人心目中的帝师人选即为倭仁。为促成此事，吴廷栋等人进行了多方面的活动，给同僚通消息，造舆论。他曾为此事专门致书曾国藩，要他以封疆重臣的身份予以干预，书中说：“现在根本之计，孰有师傅所关之重，新政首务亦孰有急于此者？今幸见及，自宜以此专责之艮峰(案：倭仁字)矣。再三迟回，正不得不虑及日久变生，致生他议。某位卑分微，无能为役。窃念能同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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