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有李元春[10]、路德[11]等人。李元春从读明代薛瑄的《读书录》入手，归依程朱，治学恪守程朱家法，以诚敬为本，兼顾本末、体用，鄙薄华而不实的辞章八股俗学。他培养出许多潜心理学的弟子，如贺瑞麟、杨树椿、薛于瑛等人，均为晚清关中理学的后起之秀。贺瑞麟评价李元春说：“桐阁先生之于关中，犹朱子之于宋，陆稼书之于国朝。宋以前诸贤之文章事迹，至朱子是一结局；国朝以前之文章道脉，至稼书是一结局。在关中前明时，冯少墟是一结局，本朝至桐阁先生又是一结局。其闻见之博，著述之富，真是不易得。”[12]作为弟子，贺瑞麟的评价不无溢美之处，但也看出李元春在关中理学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程朱理学在安徽盛行不衰，是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了桐城派的声势。桐城派尽管是一个散文派别，但却以孔孟程朱的“道统”为其文论的指导思想。其代表人物大都以服膺二程、朱熹，标榜理学为能，可称为振兴理学的一支友军。嘉道年间，桐城派仍然保持着较强的学术阵容。曾国藩在《欧阳生文集序》谈到这一流派在全国一些主要地区的分布情况：安徽有方东树、姚莹、刘开、戴均衡；江苏有管同、梅曾亮、吴德旋；江西有吴嘉宾；广西有朱琦、龙启瑞、王锡振；湖南有曾国藩、孙鼎臣、吴敏树、郭嵩焘、舒焘、杨彝珍、欧阳勋[13]等。当然，这仅仅反映了桐城派整体分布的一个侧面。这些人大都信奉程朱，写下许多论文兼论道的著作，为理学复兴摇旗呐喊。他们当中，以方东树对程朱理学的鼓吹最为突出。方东树为扬宋抑汉而作《汉学商兑》，对汉学进行全面抨击，指责汉学“视周、程、张、朱为异端，而断其非圣学，此其为害岂在洪水猛兽下也”；强调程朱理学的正统性：“程朱之道与孔子无二，欲学孔子而舍程朱，犹欲升堂入室而不屑履阶由户也。”[14]除《汉学商兑》外，他还写了《辩道论》激烈抨击汉学、陆王心学，竭力抬高程朱理学的地位，在当时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为理学争取了许多支持者。李兆洛曾说：“囊时读书，甚不喜康成，于朱子亦时时腹诽。读先生（案：指方东树）书，敬当力改其失。”[15]自方东树以后，桐城派的理学色彩更加浓厚，一部分文学之士，如方宗诚、苏惇元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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