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前文所说，在6月6日，慈禧已经打定了招抚义和团的主意，奕劻知道不能直接和慈禧冲突，但又不能不提醒慈禧。于是，他采取了折中的办法，把俄国公使格尔思的函件，以奏折附件的形式呈给慈禧，曲折地表达了自己的意思。格尔思函中称：“如果贵国政府或偏庇义和团，抑或无力弹压”，“欧洲各邦必当设以绝计，以救其民……为救中国，必须片刻不缓，极切极严，谕令净绝义和团毫无意识之不法所为。”（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125页。）奕劻呈送的这个函件警告慈禧的目的十分明显，慈禧不会不明白。以载漪取代奕劻为总理衙门大臣，这个人事变动，反映了奕劻与慈禧关系的变化。此时的奕劻，虽未给予处分，实际上已被搁置到了一边。
载漪、刚毅等也把奕劻看成了阻挠他们“抚团剿洋”的主要障碍之一。英国驻天津领事贾礼士在发给索尔兹伯理的一封信中也说：“在北京的主要*家之间，庆亲王和大学士荣禄似乎已成为对端王或董福祥提督起牵制作用的仅有的人物。”（注：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23页。）曾有载漪欲杀奕劻之说。（注：戚其章：《论庚子事变中的和战之争》，见《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四川省社科出版社，1987年版，第321页。）连对奕劻向来宠信的慈禧，都威胁要杀他。李希圣的《庚子国变记》中记载：荣禄曾劝阻杀徐用仪等人，说：“祖宗时不轻杀大臣，今诛之太骤，罪不明。臣亦见奕劻，奕劻言不可。”太后曰：“奕劻喜与他人事耶？为我谢奕劻，行将及若矣！”可见当时奕劻已和慈禧拉开了距离。普通的义和团成员把奕劻当成了汉奸，出现了有关奕劻的揭贴，其中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九日（7月15日）张贴的“告示”名为“庆王爷于四月初九日夜间子时连得三梦”，“玉皇大帝点化他，改天主归大清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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