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9日,慈禧召开第四次御前会议,决定对列强宣战。
尽管奕劻“剿团和洋”的主张是一贯的,但在清朝统治集团决策过程中,奕劻并没有作为主剿派的领袖站出来。这除了对载漪和义和团的恐惧之外,和奕劻本人的性格是相一致的,他圆滑、巧诈,城府很深。他决不会像徐用仪、许景澄、袁昶等人那样,冒着杀身之祸,去拼命直谏,特别是看到慈禧战意已决,已经听不进“剿团和洋”的意见,在他看来,一味蛮干,于事无补。他更不想去据理力争,而是保持暂时的沉默,等待时机。但在私下奕劻仍然坚持他的“剿团和洋”主张,并做了一些牵制顽固派的事。当然,只要稍有压力,他就知难而退,又回到了沉默之中。6月15日,即第一次御前会议的前一天,袁昶上书奕劻,指出义和团“实属罪大恶极”,应“高悬赏格”,“格杀勿论”。奕劻当然是同意袁昶的观点的。当慈禧决定处死袁昶、许景澄以及立山、联元、徐用仪等五大臣时,奕劻无疑也是反对的,然而,他并没有采取积极措施去营救。《高枬日记》称:7月25日处决袁昶、许景澄前,荣禄求情没有获准,就去找奕劻一同再去。奕劻说:“我与若等耳,你求不行,我安能行者?如欲获准,非徐(桐)、崇(绮)一言不可。”奕劻明哲保身,圆滑处世的性格暴露无遗。
这一段时间内,他主要是和使馆区内公使们进行书信往来,要求各国外交人员到天津“暂避”,回答公使们提出的关于安全问题的疑问,向公使们介绍中国计划采取的保护措施,保证“万无一失”,等等。除此之外他没有其他的作为,也难有其他作为。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