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代封建*转向近代立宪*的客观要求，使明治政府非常重视从思想意识、经济体制、*力量等方面建立必要的基础；而作为模仿者，清廷却在这些方面大打折扣。

　　1、为了推行政体改革，明治政府维新伊始，即宣誓广开言路，“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强调上下一心，“大展经纶”、立基于天下公道，积极开展启蒙运动，大力倡导“文明开化”(（日本）《近代史史科》吉川弘馆1975年版第51页。)。对此，清廷的模仿，仅限于在预备立宪的诏令中宣布“庶政公诸舆论”(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第44页。)。就在该诏令颁发不久，清廷接连封报馆、兴党狱、严申学堂戒律、禁止绅民间政，其只要求被动接受并适应钦定的“预备立宪”规范，而不允许自由宣传和讨论立宪*，致使清末整个社会的宪政意识，与日本明治时代相去甚远。

　　2、确立宪政的过程中，明治政府从经济上推进了不少，如允许就业自由、贸易自由，确保居住权、私有权，扩大流通资本、鼓励自由竞争，实行有利于近代农、工商业发展的土地改革、地税改革和财政体系改革(参见刘天纯：《日本改革史纲》第124—125页。)。凡此种种，清廷一概没有模仿。因而，“预备立宪”未能象明治宪政那样具备相应的经济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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