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人，即辗转委请梁启超起草考察报告达20余万言；但是，那拉氏始终对梁启超嫉恨、猜忌，决不想任用。梁启超1907年在东京组织政闻社，不足10个月即被明令取缔。直到宣统二年，杨度奏请开放党禁、赦免梁启超，清廷仍然固守成见、不肯应允。诚然，清末资产阶级立宪派并不满意“预备立宪”仅仅模仿日本明治宪政，但对“预备立宪”本身还是欢迎的，其急切希望能伸出手来，推动清政府以立宪防止革命；而清政府，只因自己内心空虚，总害怕立宪派伸手太长，后来竟不顾一切将立宪派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
这样，清末“预备立宪”模仿日本明治宪政，理论上应是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的过渡，实际全然未象日本那样，使能促进君主立宪的新兴*力量登台发挥应有的作用。可叹“预备立宪”期间，为数甚多、影响甚广的资产阶级立宪派，也许能力并不亚于那明治宪政中的藩士们，但却远远不如他们拥有施展才能的权力。比较起来，日本明治宪政可谓“权（力）能（力）合一”（藩士改革派既有宪政能力，又被委以大权）；而清末“预备立宪”则是“权（力）能（力）分离”（资产阶级立宪派有能无权，统治集团上层那部分人有权无能）。这种重大区别，决定了模仿者与被模仿者，*力量大不相“仿”。
（二）近代宪政的主体，是宪法、议会和责任内阁，清末“预备立宪”对日本明治宪政的模仿，正是在这些宪政主体上“依样画葫芦”；但是，有些“画”法，明显“走样”。这里仅就其相关的法规和建制，举例以证。
1、宪法。清末制宪，基本仿照明治22年颁布的《日本帝国宪法》，但直到王朝复没，完整的宪法未及出台，其制宪要旨见于1908年颁布的《宪法大纲》。
清朝的《宪法大纲》以“君上大权”为主，另附有“臣民权利义务”等三项，其大致抄录了《日本帝国宪法》的前几章，但对有些条文“巧”做手脚。如关于君主在议会闭会期间所发布的可代替法律的紧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