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李鸿章又向第二次率舰出巡返回威海的丁汝昌连发数电，除转告皇帝有关察看他有无畏葸纵寇情事的谕旨，并希望他“振刷精神，训励将士，放胆出力”。同时还指出了对他的两点不满：一是治军不严，“如林泰曾前在仁川畏日遁走，方伯谦牙山之役敌炮开时躲入舱内，仅大、二副在天桥上站立，请令开炮，尚迟不发，此间中西人传为笑谈，流言布满都下。汝一味颟顸袒庇，不加觉察，不肯纠参，祸将不测，吾为汝危之。”二是“此行何以不至大同江口？途间何以未遇倭船？岂真避敌而行？实不可解。”（注：李鸿章：《寄丁提督》（光绪二十年七月初六日巳刻、午刻），《李鸿章全集》，电稿，第2册，第855页。）李鸿章的上述指责，丁汝昌对前者似亦无话可说，但对后者就未必接受，因为海军出巡完全是按李鸿章的指示精神行事，即并非是前往朝鲜西海岸搜索日舰寻战，而是目的地明确的速去速回，谈不上“避敌而行”。
丁汝昌在给龚照玙的信中说，言官交弹，谕旨严究，他早料到会有此一段公案。其实在作战方略上，丁汝昌一开始就有自己的想法。丰岛海战前，他即多次向李鸿章建议在朝鲜西海岸大同江口“预筹水陆进踞协守”，以便“水军中途有所驻足，陆军后路恃以疏通，并足以杜穷寇西窥之路”，但李鸿章当时答称此事不急。丁汝昌却“未尝搁歇此志”，“而防守该口之具必须悉臻严固，实非咄可立办，遂从此四处函索电搜”。结果，他筹措近一个月，防口必备的水雷及挡雷链、木桩等项，亦不过聊敷威海基地南口布防之用，大同江口需用水雷尚不知从何而出；“此外，如协守之陆队，防口之台炮，漫无筹议”（注：《丁汝昌海军函稿·复（龚）鲁卿》（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七日），《北洋海军资料汇编》，上册，第540—541页。）。在日军已占据汉江口附近的仁川后，中国方面由于未能及时在大同江口建立根据地，致使陆海军在朝鲜战场和朝鲜海域的军事行动均受到严重制约，从而完全陷入被动地位。
就海军而言，舰队出巡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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