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末的近代历史时期，李鸿章与伊藤博文无论在各自国家的历史还是在中日两国的双边关系上无疑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有关他们两人的研究分别成为中日两国近代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亦不待言。早在李鸿章去世的1901年，当时还在日本流亡的梁启超就撰著《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名李鸿章）》（注：梁启超：《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名李鸿章）》，《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二册，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第83-84页。），对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两人直接进行比较性论述。国内学者刘学照教授也曾发表有关19世纪中日近代化过程中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之地位与作用的近作（注：刘学照：《论李鸿章和伊藤博文——19世纪中日近代化轨迹的投影》，《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3期，第16-33页。）。 

尽管比较研究李鸿章与伊藤博文，迄今仍不失为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的一个有效视角，从而使得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之关系，理应成为近代中日关系以及中日两国近代历史之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而中日两国学界迄今在这一方面几无专门而又深入的研究（注：参见〔日〕山根幸夫编《近代日中关系史文献目录》，东京：燎原书店，1979年；〔日〕塚瀨进编《近代日中关系史研究论文目录(1946～89)》，东京：龙溪书舍，1990年；王仲孚主编《甲午战争中文论著索引》，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历史学系，1994年6月，第101-109页；李玉等主编《中国的日本史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拙稿有关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之书信联系的考察，就是出于上述问题意识的一个阶段性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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