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自己谈判对手的深刻印象，当然并不仅止于李鸿章一方。伊藤博文在十年后的1895年2月，就曾对清政府代表团成员伍廷芳“私语”道：“前在天津见李中堂之尊严，至今思之犹悸。”（注：梁启超：《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名李鸿章）》，《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二册，第53页。）正是这样一种深刻的印象甚至一定程度上的相互敬佩之情，成为此后两人之间建立书信联系的一个私人感情基础。另一方面，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分别作为在当时的各自国家具有举足轻重之影响力的重要*家，两人之间的书信联系当然主要不是一种出自上述私人感情的个人行为，更主要的还是反映当时中日两国关系及其相关政策的一种*外交行为。 

1885年9月17日李鸿章致伊藤博文函（注：《致日本参议伊藤春亩》，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20，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59页。按伊藤博文字子简，号春亩，并自1873年10月起担任明治政府参议职。参见〔日〕春亩公追颂会编《伊藤博文传》上卷，东京：统正社，1934年第3版，第1、774页。），是目前发现上述天津会谈之后两人之间最早的一封书信。其中，李鸿章首先感谢伊藤博文赠送“各书册”事，并称“因翻译未齐，未及细阅。”尽管其中并未明言“各书册”的具体内容，这些“书册”之赠送途径亦不详，而根据此后李鸿章分别言及“军实、舟师”及印刷局等并慨叹“中华士大夫拘牵旧制”因而势难“仿效一二”的内容来看，大体应该是有关日本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近代化改革的相关资料。同时，李鸿章仍表示“惟军实、舟师，拟逐渐整练，以图自立，此尚能自我为政者也”，还谈到中国“必须仿办”银行以及印刷局等事。 

这些内容表现出李鸿章对各种近代化事业的强烈关注与热情，同时也反映出他在清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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