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就在一年后的1894年，中日两国因朝鲜问题而开战，当时在清政府方面是李鸿章几乎“以一人而战一国”（注：梁启超：《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名李鸿章）》，《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二册，第51-52页。），日本方面则正是由伊藤博文再度担任内阁总理的政府。这两位近代中日两国最重要的*家与外交家于多年书信联系及友好私交之后，终于兵戎相见，成为近代以来第一次中日战争的主要当事人，应该说已不仅仅是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之私人关系的一种遗憾，更成为近代中日关系出现根本性逆转的一个开端。 

在甲午战争爆发前的1894年7月23日，李鸿章曾通过荒川己次表示将派遣白己的外交幕僚、记名海关道罗丰禄“到东京做为秘密特使与伊藤内阁总理联系”，以“安排如何就朝鲜问题开始谈判。”对此，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则表示日本政府“不能保证他们在朝鲜之军队放弃敌对行动”，却“也不特别反对罗来日本”（注：〔日〕外务省编纂《日本外交文书》第27卷第2册，东京：日本联合国协会，1953年，第263-264页。），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拒绝李鸿章的秘密外交建议。然而，日本舰队在7月25日于朝鲜牙山海面突然袭击清军运兵船，从而以不宣而战的方式首先点燃了甲午战争的战火，罗丰禄的东京之行遂亦未能实现。尽管如此，这次的秘密特使计划表明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之间的私交仍可以用做中日两国之间的一个高层秘密外交渠道，并成为后来李鸿章秘密派遣德璀琳赴日交涉计划的一个先声。 

战争的结果，清军先后败绩于海、陆两个战场，日军则连战连捷，并由朝鲜半岛长驱直入中国东北地区。于是，清政府内部开始秘密酝酿对日议和，李鸿章则提议密派“洋员之忠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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