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1893～1895年间的书信往来及其内容 

自从1889年以来，所谓“防谷令”赔偿事件成为朝、日两国之间多年不决的一大外交悬案（注：有关朝、日之间“防谷令”悬案的内容，参见〔日〕田保桥洁：《近代日鲜关系の研究》下卷，京城：朝鲜总督府中枢院，1940年，第53-134页；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第308-321页；权赫秀：《19世纪末韩中关系史研究——以李鸿章之朝鲜认识与政策为中心》，汉城：白山资料院，2000年，第267-269页。）。1892年8月第二次出任内阁总理的伊藤博文，遂试图借用清政府对朝鲜王朝的特殊影响力来早日解决这一外交悬案（注：参见〔日〕信夫清三郎编《日本外交史》上册，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51页。）。1893年4月12日，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就曾通过驻天津副领事荒川己次而致函曾经担任清政府驻日公使的李鸿章之子李经方（注：按李经方曾于1890年1月至1892年10月间担任驻日公使。参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清季中外使领年表》，中华书局，1985年，第28页。），请求他设法居中调停（注：〔日〕外务省编纂《日本外交文书》第26卷，东京：日本联合国协会，1952年，第335页。）。从不久之后伊藤博文仍为此事直接致函李鸿章来看，陆奥的上述请求应是没有奏效。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