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保守势力牵掣之下举步维艰的无奈情形。至于伊藤博文将有关近代化事业之各种“书册”赠送给李鸿章，李鸿章又能将当时自己所处*环境等内情不加隐瞒地倾诉于伊藤博文，则充分说明了当时两人之间的相互信任与期许之深。鉴于李鸿章该信中没有关于伊藤博文来函的片言只字，估计伊藤博文在赠送前述“各书册”时可能没有另附书信。
另据1887年2月16日李鸿章复伊藤博文函的内容，李鸿章于前一天即2月15日收到由清政府驻日公使徐承祖代转的伊藤博文来函，其内容则“明允笃诚，和平感听”，“犹在崎案（秀按：指长崎事件）未定之时，远虑深情，溢于简牍”云云。查李鸿章于同年2月11日致徐承祖电，称“昨接伊藤函，与鸿章意见相合，晤先道谢，容再复”云云（注：《寄日本徐使》，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一）电稿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86页。），则实际收到伊藤博文来函的日期应是同年2月10日。尽管伊藤博文来函的原文尚未得见，而根据李鸿章复函中对其内容的概括，大体可以了解到是希望和平解决长崎事件（注：有关长崎事件的内容，参见王家俭：《中日长崎事件之交涉(1885-1895)》，《台湾师大历史学报》1977年第2期；戚其章：《晚清海军兴衰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89-317页。）的内容。
对此，李鸿章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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