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如此，陆奥外务大臣于5月11日再次电令荒川，明确指出在5月17日了结“防谷令”悬案之前仍要继续依赖李鸿章的调停之力（注：《日本外交文书》第26卷，第375-376页。）。同年5月12日，伊藤博文再次电告李鸿章称日本方面希望五天之内了结“防谷令”悬案，否则驻朝公使将“下旗回国”，颇有借以要挟朝鲜方面之意。对此，李鸿章一方面劝说日本方面“须稍缓商催”，指出朝日两国“交谊岂可因此小事失和”，同时将此意电告袁世凯，指示他继续“相机妥与筹议。”（注：《寄朝鲜袁道》，《李鸿章全集》（二）电稿二，第552页。）这些经过驻天津领事代转的往返电报，其实不能算做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之间的往来书信。
尽管如此，李鸿章根据伊藤博文上述函电要求而对袁世凯所做出的调停指示，对于朝、日“防谷令”悬案的解决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李鸿章在此后的致袁世凯电中称“伊藤与吾交好，非虚伪”（注：《寄朝鲜袁道》，《李鸿章全集》（二）电稿二，第522页。），即足以表明他对伊藤博文的信任之情。可以说，这一次的书信联系对于伊藤博文和李鸿章都是一种“双赢”的结果，因为伊藤博文成功地借用清政府和李鸿章的影响力来解决了朝日之间多年不决的悬案问题，而李鸿章也借此充分显示了清政府对当时朝鲜王朝的优势影响力。同年6月5日，李鸿章致函总理衙门而表示“防谷令”悬案之调停解决“办理甚为妥洽，倭使大石（秀按：指日本驻朝公使大石正巳）现已撤回，韩倭交涉事件，以后当易商办”（注：《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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