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7年2月16日复函伊藤博文,历述自己“力排众论,弹压流俗”而坚持和平解决长崎事件的艰难情形,并表示自己的立场与伊藤博文来函之意基本一致,从而“于兹益信东瀛北海两地一心”。最后,李鸿章还对当时世界大势之下中日两国所处地位以及所应努力的方向,进一步提出如下建议:
“昔人之论纵横者,以三晋之合离为秦之强弱。今则局势阔远,合两洲之大而为七雄,又非春秋战国之比。亚洲独表东海,真为局外,不能为宋之弭兵,但可为魏之两谢凉州,倚柱自可远观。我两国正如金瓯,无一败欠,诘尔戎兵,明其政刑,真其时也。”(注:〔日〕伊藤博文关系文书研究会编《伊藤博文关系文书》八,东京:塙书房,1980年,第402-403页。)
希望中日两国在如同春秋战国之当时国际环境下努力整顿军备,修明*,从而实现如金瓯之无缺,当然并不仅仅是李鸿章个人的良好愿望,应该说也代表了当时清政府对日政策的基本趣旨。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之间的上述书信联系,对于长崎事件的和平解决应该说起到了一种积极的推动作用。
另据1889年3月22日清政府驻日公使黎庶昌致伊藤博文函,称昨日即3月21日收到李鸿章来信,其中附有回复伊藤博文之函,因“特送呈览”云云(注:〔日〕伊藤博文关系文书研究会编《伊藤博文关系文书》八,东京:塙书房,1980年,第416页。)。既然是复函,则此前应是先有伊藤博文致李鸿章函,惜此次往来两封书信均不见其原文,因而无从知其内容。当时正是伊藤博文辞去内阁总理后转任枢密院议长之职并主持起草和颁行《大日本帝国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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