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甚至逐刻记下其先人的活动和经历。照戚先生的思维逻辑，只有丁汝昌的孙子丁观察和他的继配魏太夫人随侍在侧，才能记下丁死的确切时间；那么由此推论，丁生的准确时间，也只有他的孙子和继配夫人随侍在侧，才能准确地记下，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再者，仅仅根据《丁君旭山墓表》所记，很难确定丁汝昌死时，丁观察、魏太夫人是否随侍在丁汝昌身边。因为，丁观察既可以从他的老家，或他的任所，或任何地点赶往烟台，“扶榇回籍”；魏太夫人也可能在她的老家，或任何处所得到丁汝昌死的消息后“痛夫而亡”。况且把《丁氏族谱》所记丁汝昌的生卒年月，和《丁君旭山墓表》所记丁观察旭山的活动硬拼凑在一起，也不见得有什么科学性可言。
至于《山东巡抚衙门档》的发现，戚先生认为找到了丁汝昌当众宣告的“若十七日救兵不至，届时自有生路”，以“十七日”为期限的谜底。戚先生认为，“他（丁汝昌）之所以勉慰士兵固守到十七日，是因为他已经做好了两种准备：若援军按期赶到，则刘公岛之围可解；万一逾期不至，则决心以死殉国”。说“若援军按期赶到，则刘公岛之围可解”，这是对的。因为，威海如能坚持到十七日，计算行程，相当数量的一批援军必定能够赶到，当可解威海之围。说“万一逾期不至，则决心以死殉国”，则纯属臆测。假若这种推理成立，那么，救兵不至，丁一死了之，他所许诺的“生路”在哪里？合乎逻辑的解释是，救兵不至，他就降日，用刘公岛的军需物资，残余舰只换取敌人所给予的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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