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的书信。这位洋员究为何人，……即使他确实是北洋海军中的洋员，也不能证明这条材料有多么高的史料价值”相比较，对待同为北洋海军中的洋员有关同一事件同一人物的不同记述，何以有截然相反的态度？一为确信，一为确疑！假使真有“瑞乃尔的报告”，其可靠性也大可怀疑。因为据泰莱所记：“盖丁氏死后，马格录，好威及中国将弁数人上陆抵道台牛氏家，遇瑞乃尔。”（丛刊：《中日战争》，六第67页。）可见丁汝昌服毒自尽前后，瑞乃尔并不在丁汝昌左右，甚至不在舰上。他根本不可能亲见丁汝昌*身亡的详情细节。因此，泰莱“采取瑞乃尔报告所述，以其可靠性颇高”的说法，是靠不住的。
其四，“《丁氏族谱》：‘丁先达，赏穿黄马褂赏戴双眼花翎西林巴图鲁正一品封典北洋海军提督，讳汝昌，字禹廷，生于道光十六年丙申十月初十日已时。……卒于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八日晨时初’。根（误，似应为‘据’——引者）施从滨《丁君旭山墓表》称：‘尚书公（丁汝昌）死之，观察扶榇回籍，魏太夫人（丁汝昌继配）亦以痛夫而亡。’观察指丁介石，字旭山，丁汝昌之孙也”。（戚其章：《关于丁汝昌之死的几个问题》，《日本研究》（辽宁大学），1989年第2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1989年第11期。）仅仅根据这样的记载戚先生就肯定地认为“可见，丁汝昌与殁，是有家人随侍在侧的。故记下了他死的确切时间”（戚其章：《关于丁汝昌之死的几个问题》，《日本研究》（辽宁大学），1989年第2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1989年第11期。）。我搞不清戚先生是如何思维、推理、判断的。因为《丁氏族谱》所记，自然是丁氏后人所记，不是起居注式的随时所记。丁氏家族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责成专人逐年、逐月、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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