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第五篇第七章第二节《日清战役》中，记述说：“二月十二日上午，……伊东司令长官见到清舰‘镇北’号挂白旗驶来，……随后清国军使登舰，呈上投降书”。“次日，即十三日上午，清舰‘镇中’号（当为‘镇北’之误——引者）挂白旗，且为半旗，到旗舰‘松岛’号近旁，军使将丁汝昌的复书呈交给伊东司令长官”，“伊东司令长官阅毕此书，军使悄然说：‘丁提督昨天接到贵书，面色感激，当即回书，而后托以后事，服毒自尽’。‘镇中’号挂半旗即表悼意。”（参见拙作：《丁汝昌之死考析》，《内蒙古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1986年第10期。）
戚先生分析上述史料时指出：“《津门奉使纪闻》主要记作者在天津所闻，其中真伪杂揉，对错参半，必须进行具体分析。如谓丁汝昌于十七日夜‘仰药’，这本是对的，却又带出‘仰触’（误应为‘仰药’——引者）前‘致书倭水师提督’的伪材料，……甚至将牛昶昞书为‘牛昞昶’皆是不应有的错误。《近世帝国海军史要》编于1938年，系日人根据其他材料撰写而成，其错误比比皆是。书中象璧光（这里把‘程璧光’省略‘程’，简称‘璧光’，似觉欠妥。——引者）乘坐的是何舰这样的简单问题都搞不清楚，遑论其他重要的细节了。至于李秉衡折，也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他对丁汝昌降倭之说是持怀疑态度的，因而有‘若果死事属实’的话”。（戚其章：《关于丁汝昌之死的几个问题》，《日本研究》（辽宁大学），1989年第2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1989年第11期。）
应该承认，戚先生这种不放过任何细节的严谨治学作风，堪称一丝不苟。但是，过份注重细枝末节，不从整体上看，不注意大的方面的考究，往往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如指出《津门奉使纪闻》不应把“牛昶昞”书为“牛昞昶”，《近世帝国海军史要》不应把程璧光乘坐的“镇北”舰书为“镇中”舰，这都是对的。但决不能因此否定它们的史料价值。因为这类错误既可能出自作者的笔误，也可能由于印刷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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