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秉衡根据东海关道刘含芳及北洋营务处候选道牛昶昞、马复恒的报告，对威海失守死事各员进行了调查，其中对戴宗骞、刘步蟾、张文宣、杨用霖等均有褒奖。对牛昶昞等报告中所未详述的杨用霖、沈寿昌、黄祖莲等死事情形，亦加以补充说明。而惟独对丁汝昌，则说：“惟丁汝昌以旅顺失事，奉旨革职，拿交刑部，其历次罪案，已在圣明洞鉴之中。战败死绥，仅足相抵；倘日后有以请卹之说进者，朝廷必力斥其非，无俟臣下鳃鳃过虑。至降倭之说，臣以为事即不虚，而敌方构兵，既难责以归还，即无从加之以罪。若果死事属实，祗可宽其既往之愆，此外固亦无庸深论”。（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以下简称：丛刊）：《中日战争》，三，第581页，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上海。）
通观上下文，我以为李秉衡对丁汝昌降敌是持肯定态度的。他只是怀疑丁汝昌是否已死，是否降敌后跑到敌人那里去了？因威海被围，伊东祐亨曾向丁汝昌发出劝降书，劝其“暂游日本，以待他日”（丛刊：《中日战争》，一，第195—197页。）。丁汝昌把这封书信缄上李鸿章，李秉衡当亦知道此事。故他对丁汝昌降日后是否已死持怀疑态度，因而才有“至降倭之说，臣以为事即不虚，而敌方构兵，既难责以归还，即无从加之以罪”的议论。因此，仅仅根据李秉衡折中有“若果死事属实”的话，就断章取义认为李秉衡不相信丁汝昌真的降敌的论断，实在是失之偏颇！
关于《中东战纪本末》所记丁汝昌死事情形。戚先生正确地指出，“书中称所记系根据‘西简’所言。所谓‘西简’，当是某洋员致上海报馆的书信。”“倒是颇引人注意”。但在一时无法搞清“这位洋人究为何人”的情况下，“即使他确实是北洋海军中的洋员”，戚先生认为“也不能证明这条材料有多么高的史料价值”，似觉欠妥。戚先生以为“在这短短数百字中，编造的痕迹处处可见。”其根据是“丁汝昌本无‘病’，为什么（程璧光回答伊东的问话）不回答‘安’，而回答‘病’呢？”“伊东问：‘刘总兵安否？’程答：‘安’。这就更是大错了”。揆诸史实，无疑程回答“丁汝昌‘安’”，“刘总兵‘病’”，方为准确。然，一“安”、一“病”颠倒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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