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瑞乃尔的报告”。戚先生说：“泰莱所记丁汝昌死事情形，并向方璧虚构（似应为“并非向壁虚构”——引者）据他自称，一是根据传闻；一是根据瑞乃尔的报告”。“瑞乃尔乃价值。泰莱也德籍洋员，时为炮兵教习，曾积极鼓动投降，并始终参与其事。他的报告自然有很高的说：‘我采取瑞乃尔报告所述，以其可靠性颇高。’”这段话语无伦次，一时难以读懂。我仔细再读，才发现可能是检字员检字时把铅字塞错了位置，校对时也未认真核对，致有此误。此段原文似应为：“瑞乃尔乃德籍洋员，时为炮兵教习，曾积极鼓动投降，并始终参与其事，他的报告自然有很高的价值。泰莱也说：‘我采取瑞乃尔报告所述，以其可靠性颇高’”。戚先生指出，“我们至今还没有找到瑞乃尔发表的报告原文，这不能不是一大遗憾。”但戚先生又说，“但并不妨事。通过泰莱的转述，仍然可以看到瑞乃尔报告的主要内容所在”（戚其章：《关于丁汝昌之死的几个问题》，《日本研究》（辽宁大学），1989年第2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1989年第11期。）。这就使人费解：既然没有找到瑞乃尔的报告原文，我们就无法确定其史料价值的高低。甚至仅仅根据泰莱所说之孤证，大可怀疑有无瑞乃尔的报告。与前面所述戚先生对待“《中东战纪本末》所记丁汝昌死事情形甚详，……书中称所记系根据‘西简’所言。所谓‘西简’，当是某洋员致上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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