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如上文所述是出自作者的笔误？或是检字、排印过程中某一环节出错所致？抑或是当时丁汝昌真有什么小病，而刘步蟾是“十六日夜喝的鸦片，延至十九日而死”（戚其章：《关于丁汝昌之死的几个问题》，《日本研究》（辽宁大学），1989年第2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1989年第11期。），即程璧光第一次到倭督船时，刘步蟾还未死，程璧光与伊东寒暄时，含混回答伊东的问话，说“丁汝昌‘病’，刘总兵‘安’”，也有可能。戚先生指出的《中东战纪本末》的第三处编造处：“照程（璧光）的说法，丁汝昌复伊东书是亲自写的，更是难以令人置信。即便是丁汝昌当时还活着，也不会亲笔给敌将写信。从现存的丁汝昌函件看，除私函外，公函皆由书吏捉刀，况致函敌将手？因系编造之言，必力求其真切，反而愈见其假也。”（戚其章：《关于丁汝昌之死的几个问题》，《日本研究》（辽宁大学），1989年第2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1989年第11期。）我无缘得见现存的丁汝昌函件。但我相信戚先生的判断：前此丁汝昌“除私函外，公函皆由书吏捉刀”。但在危急存亡之际，伊东又同时发来公函、私函（详见后文）劝丁汝昌投降的情况下，也不能绝对排除丁汝昌打破惯例、亲自提笔的可能。更何况伊东有私函给丁汝昌，丁汝昌回以亲笔私函也属常情。
凡此种种，促使我对丁汝昌之死的有关资料作进一步的研讨。
二
戚先生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引用了以下四条材料。这些材料是否真实可靠，试作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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