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函件与《日清战争实记》所载的丁汝昌与伊东祐亨往来函件相较，除《日清战争实记》只收录了伊东祐亨给丁汝昌的私函，而未收公函；《中东战纪本末》却因内容重复，只收录了伊东祐亨给丁汝昌的公函，未收录私函，以及个别字句略有不同外，其余内容完全相同。《日清战争实记》与《中东战纪本末》所记丁汝昌服毒自尽的时间也基本相符。

这些原始资料，充分证明我在《丁汝昌之死考析》一文中论断的正确。

文章写到此处似乎应该搁笔。但我在考析丁汝昌之死翻阅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中外关于丁汝昌死事情形的记载，往往大相径庭。即使是同一类型的记述，也在若干细节上时有出入，并不完全一致。以致一时疑窦丛生，如入迷津，莫知所从。但经过对所有资料的对比、分析研究，终于发现，丁汝昌两次向日方发出求降书，日方回覆，准许投降，函件的起草、往复均发生在正月十八日这一整天中！事件如此重大，时间如此紧迫仓促，若非直接参与其事的人是无法窥知其底蕴的。即使如牛昶昞等有可能接触核心机密的人员，若非整日坐在丁汝昌身边，始终参与其事，也未必能准确知晓丁汝昌写了几封求降书，也未必能搞清丁汝昌是在发出第一封求降书后，还是在发出第二封求降书后吞烟自尽的。只有丁汝昌、程璧光、伊东祐亨等少数人员才知道这些详情细节。这也正是牛昶昞和程璧光虽同为北洋舰队投降的当事人，而在具体细节上说法不同的原因所在。至于谷玉霖、苗秀山等人的目睹，限于他们的身份地位及时空限制，他们绝不可能亲眼看见丁汝昌给伊东祐亨写求降书，也不可能亲见丁汝昌与伊东的往来函件。他们只能看到亲自主降的是牛昶昞，而牛昶昞往返日舰进行具体投降事宜时，丁汝昌确实已仰药身亡。加上威海被围丁汝昌有过誓以必死的言行，这就极易使他们相信，领头投降的是牛昶昞，而丁汝昌是拒绝投降的。其他人的记载，无论得自传闻，或是依据何种资料来源，因为他们不是当事人，甚至根本不在现场，由于他们所据资料或真或伪，或真伪杂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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