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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大租借交涉中李鸿章、张荫桓的 受贿 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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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6:40:4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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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3月21日（俄历3月9日）博可笛洛夫（璞科第）秘密会晤并利诱李鸿章、张荫桓和3月28日（俄历3月16日）交银五十万两给李鸿章的两份电报加以说明问题（注：蒋廷黻在文章中标明这两份电稿“选自Steiger,China and Occident,1927,p71”（见《中国近代史（外三种）》第105页），这说明《红档》披露的有关材料已受到西方学者的注意。）。蒋廷黻进一步解释说，“或者李氏之意以旅大之租借势不能免，五十万之巨款何妨收之。然李氏既与俄国订同盟秘约（此事《邦交志》不提，然其为事实则无可疑，中国政府已在华府发表其条款——原注），而俄国又以助华防护为口实，则俄国碍难先以武力施之于其所保护者，俄人之以定约在限期未满之先为纳贿之条件者，其故即在渡过此外交之难关。旅大之丧失史，固不如《邦交志》所传之简单也。”（注：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外三种）》，第105页。）言词之间似认为李鸿章“受贿”实有其事。从目前发现的材料看，蒋廷黻应是首次利用俄国档案研究旅大“受贿”疑案的中国学者，不过，他的研究并没有引起其他学者相应的关注。1935年出版的陈恭禄著《中国近代史》在研究俄占旅大事件时，仍然只引用维特回忆录（注：参见陈恭禄：《中国近代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421页。）。这一时期其他关于中俄关系史的著作则基本没有涉及此事（注：如陈博文著《中俄外交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文公直著《中俄问题之全部研究》（上海：益新书社，1929年）及何汉文著《中俄外交史》（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等著作中均未涉及该问题，或因该问题复杂而回避之，具体原因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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