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出版社，1992年）等著作。有关论文有刘存宽《关于帝俄租借旅大的几个问题》（载《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6期》）、孔祥吉《胶州湾危机与维新运动的兴起》（载《历史研究》1998年第5期）等。）。台湾及海外学界的研究情况也大致相同（注：萧一山著《清代通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年）述及光绪前期之*与外交时，虽对李、张受贿之事未作可否，仍引用了维特回忆录和罗蒙诺夫的研究结论（参见该书，第1333-1336页）。吴相湘著《晚清宫廷纪实》（台北；正中书局，1973年）、陈志奇著《中国近代外交史》（台北：南天书局，1993年）也都肯定李、张有“受贿”之事。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下卷第2章“晚清的对外关系”一节，亦持这种观点（这部分系由徐中约撰写）。）。
其实，从这一说法在国内流传开始，许多人便将信将疑，前引王光祈译《李鸿章游俄纪事》叙言中即有反映。20世纪60年代后，一些从事李鸿章及洋务运动史研究的学者对李氏“受贿”的说法公开表示怀疑。台湾学者雷禄庆以为维特所说“受贿”之言“似属虚妄”（注：雷禄庆编：《李鸿章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591页。）。已故史学家陈旭麓先生在1988年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发言认为，有关李鸿章受贿之事，缺乏实证性的材料，殊难根据“孤证”作出结论；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如果维特所说属实的话，那就很难洗清李鸿章的卖国贼罪名”。（注：陈旭麓：《李鸿章：向中国近代化迈出第一步的代表人物》（代序），见周军、杨雨润主编《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页。）如果说上述怀疑仍然很谨慎的话，袁伟时、余明侠则非常明确地对李鸿章“受贿”说予以否定（注：参见袁伟时：《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海天出版社1992年版，第318页；余明侠：《关于李鸿章接受俄国贿赂出卖东北铁路权益一事的辨析》，收入沈寂等主编《影响近代中国历史的安徽人》，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90页。）。总体看来，这些异议主要是围绕对李鸿章的评价展开的，学者们将李在旅大交涉中的“受贿”与他1896年签订《中俄密约》时的“受贿”嫌疑联系起来评判，而且大多仍停留于论点的申述上，对该问题的具体论证显得不够有力。特别是，他们将症结放在维特回忆录（其实这是一种并不精确的证据）的可靠性上，为李鸿章辩解，实则未切要害。归根到底，问题的关键仍在于俄国档案记载的内容是否可信。就已知情况而言，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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