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经世致用”思想，探讨改革社会现实的过程中，具有进步思想倾向的陶澍和贺氏兄弟（贺长龄、贺熙龄）对左宗棠影响最深。1830年，主编《皇朝经世文编》（实为魏源编辑）的贺长龄忧居长沙，与左初次见面即“以国士见待”（《全集》，书牍，卷廿二，第16页。)，并为他敞开了家中的丰富藏书。1831年，左就读于长沙城南书院时，贺长龄的弟弟贺熙龄任该书院山长，“其教诸生，诱以义理、经世之学，不专重制艺、帖□”（左孝同；《先考事略》，转引自罗正钧；《左文襄公年谱》卷一，第8页。)，左宗棠成为他最得意的学生之一。1837年，政绩颇著的陶澍（当时任两江总督）回湖南省亲，在醴陵与左宗棠避逅相遇，“一见目为奇才，纵论古今，为留一宿”（左孝同；《先考事略》，转引自罗正钧；《左文襄公年谱》卷一，第14页。)，以后还结成了儿女亲家。陶澍死后，左宗棠在陶家执教八年，饱览了陶澍的文稿和各种藏书。
如果说贺氏兄弟和陶澍是左宗棠“经世致用”思想的启蒙者，那么林则徐、魏源等所表现出的强烈民族自尊心、抵抗外侮的坚决性以及睁眼看世界的时代精神，则为左宗棠增添了丰富的思想营养，对他反抗入侵的爱国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
左宗棠与林则徐相差二十七岁，而且两人只有一面之缘，但对林的思想作风，左宗棠却由衷钦佩，正如他所说；“自十数年来闻诸师友所称述，暨观宫保与陶文毅往复书疏，与文毅私所记载数事，仆则实有以知公之深。海上用兵以后，行河、出关、入关诸役，仆之心如日在公左右也”，“乌知心神依倚，惘惘相随者尚有山林枯□未著客籍之一士哉！”（《全集》，书牍，卷一，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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