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的爆发，对更多的中国人起着发聋振聩的作用。侵略者的炮火也同样震惊了左宗棠。资本主义强盗的疯狂入侵，使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巨大危难，也使封建士大夫中的一部分人更加感到必须面对现实，面对世界。当时正在安化就馆的左宗棠，虽然身居湖南的偏僻之乡，却密切注视着局势的发展。1839年，当林则徐赶赴广东掀起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时，左宗棠已预感到侵略者不会善罢甘休，遂更加勤奋地阅读凡是可以找得到的有关国外的记载。做为一个内地的普通家馆教师，他当然没有条件，也不可能象林则徐那样“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全集》奏稿，卷十八，第5页。)，但左宗棠仍根据现有条件力图对外国有更多了解，“自道光十九年海上事起，凡唐宋以来史传、别录、说部及国朝志乘、载记，官私各书有关涉海国故事者，每步历及之，粗悉梗概。”（《全集》书牍，卷一，第10、12、16页。)他这样勤奋地搜集、如饥似渴地阅读有关外国的资料，正是其爱国热忱之使然。

　　当鸦片战争还在进行时，左宗棠日夜期待着从硝烟弥漫的东南沿海传来告捷的佳音。但事与愿违，由于清廷的腐朽，前线节节败退，英军在进犯广东、福建未能得逞后，于1840年7月初北上攻陷定海，并于8月窜至天津海口，虚骄昏愦的道光皇帝惊慌失措，竟将坚决抵抗的林则徐、邓廷桢撤职查办，并派投降派琦善赴广东办理交涉。对此，左宗棠忧愤万分，在给贺熙龄的信中，一再形容自己此时的心情是“愁愤何言”，“令人愤懑”，“不胜愁愤”（《全集》书牍，卷一，第11页。)。更为可贵的是，尽管扃坐斗室，教习山斋，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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