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好马者，蓄马数百，每马日费数十金，朝自城中出，暮自城外人，五花灿著，观者目炫。有好兰者，自门以至内室，置兰殆遍。或以木作*妇人，动以机关，置诸斋阁，座客往往为之惊避。……其先以安麓村为最盛，后起之家则更奇矣。有欲以万金一时费去者，使门下客以金尽买金箔，载至镇江金山寺塔上，向风扬之，顷刻而散，沿缘草树间，不可复收。又有以三千金尽买苏州不倒翁，倾于水中，水道为之塞者。……一时争奇斗异，不可胜计”。并且这种浮华风气已经影响到民间，凡有“大小生日，动辄延宾，三朝弥月，竟相趋贺，难以枚举。至京师为万国衣冠之会，在绪绅，自应章身有度，乃至优人隶卒，膺肆豪华，胃吏工商，妄夸绣锦。园馆茶楼，一日动耗数日之需;浪子酒徒，一人每兼数人之用。甚至齐民妇女珠翠盈头，奴脾续罗遍体，缎履朝靴，仅供奔走之物;狐裘貂帽，亦隶愚贱之身。此其种种奢侈，出常经”。据说当时在江南一带的仕宦社会中，人们有“三好”，即“穷烹饪，押优伶，谈骨(古)董”。这也可以说是整个乾隆时代官宦、士人阶层平日爱好的一个缩影。
从以上的事例，不难看出乾隆朝仕宦、绪绅已奢靡成风，终日过着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腐朽生活，大量消耗着社会财富。而且这种风气已刮到了富商、地主老财阶层，甚至已经影响到了市井百姓。这种风气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生产力有了一定提高，社会财富进一步丰富，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因此为仕宦们的奢靡生活提供了物质基础，并为人们就业提供了机会。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奢靡成风”的社会现象，是腐朽性与进步性的统一，是社会进步的体现。
二
乾隆朝官宦、士人风气的另一个特点，便是在他们当中已经形成了一种沉酒于“幸喜南风”，“押优蓄童”的习气。尤其是许多官宦、士人均“自以此为荣”，并常常把此公之于众，见著于诗文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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