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戊戌维新知识分子的变政救亡之绪，1900年世纪之交的中国北方爆发了一场以下层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救亡运动。近百年来，国内外史学界对这一中外关系史上难以平复的创伤的评价，可谓是争议颇丰、歧见纷呈。在中国，史学著作对其评价多在“反帝爱国”与“封建迷信落后”之间徘徊，取中则定位为“一分为二”；特别是建国以后，出于史学“经世致用”之传统和现实的*使命，人们更多的是从宏观上强调其“反帝爱国”的性质。而在西方，与之相反，义和团“多年来成为西方人心目中有关中国最可恶和最可怕的象征……甚至进而成为对一切非西方人的负面的概括”的恐怖团体（注：［美］柯文：《用三种基调看历史——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运动》，转引《读书》1998年第1期，第122页。）；最近几年来，伴随着西方“中国中心史观”的兴起，以周锡瑞和柯文为代表的美国学者，摒弃一切先入之见，立足于中国的乡土民俗文化，以严谨、求实的态度来钩沉史实，从微观上探究义和团运动发生的根源，尽管他们对义和团运动“反帝爱国”的价值判断多持保留态度，但也未能掩盖其独创之处。本文在肯定义和团运动的“古典爱国主义”（注：徐梁伯：《义和团运动和古典爱国主义的终结》，见《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齐鲁书社，1992年，第72—87页。）精神的前提下，选择当时正在崛起的新知识阶层，蠡测他们对这场呈现着“排外灭洋”之外观的下层民众救亡运动的不同态度及心理。并作出简要探析，以便更好地解释当时的历史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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